明清木箱-明代民间木箱子

明代官皮箱与清代官皮箱工艺上基本没有什么不同。

官皮箱并非官用，亦不是皮制，乃是指一种体型稍大的梳妆箱，一般由箱体、箱盖和箱座组成，箱体前有两扇门，内设抽屉若干，箱盖和箱体有扣合，门前有面叶拍子，两侧安提手，上有空盖的木制箱具。根据考证，古代几乎每家每户都拥有官皮箱，官皮箱应为日常用物，而且从不少官皮箱内藏铜镜镜支来看，官皮箱主要是妇女所使用的梳妆奁笼，可以说官皮箱也是清末支镜箱的前身。又据大部分官皮箱都的拍子、锁鼻，有些还有夹层、暗室来看，官皮箱还具有一定保藏贵重物品的功用。

官皮箱有大有小，大的有尺半高，小的有拳头大小，常见的长30厘米、宽20厘米、高30厘米，顶上有盖

官皮箱是明清时期比较流行的家居实用器物，一般用于盛装贵重物品或文房用具，可放置文件、账册、契约或珍贵细软物品，又由于其携带方便，常用于官员巡视出游之用，故北京匠师俗称“官皮箱”。还有的在箱盖里面装上镜子，即为“梳妆匣”或“梳妆箱”，有的用于存贮文具，则为“文具箱”，可以说官皮箱是男女老少皆宜的一个家具品种。

明清官皮箱做工多精巧考究，为了美观，一般在里面抽屉面上是看不到明榫的，箱子上的铜件制作精巧，整个箱子看上去精美绝伦。官皮箱的造型和装饰随着其主人的经济地位的审美趣味的不同而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如大漆满饰立粉彩绘的华丽雍容，饰以镶嵌或满雕花纹的玲珑可爱，也有不加雕琢的。

官皮箱传世较多，紫檀的多见，但黄花梨质地的很少见，甚为珍贵。这是因为如果用黄花梨材质，那最好所有的板面都用一块独板制成，即使是拼板也尽量要找花纹色彩相近的，这样做出来的箱子才堪称精品。

明代木雕有什么特点？

明代著名的“木匠皇帝”朱由校的木工活水平是非常高的。

我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皇帝，但是有些皇帝总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一位，他就是明代著名的"木匠皇帝"明熹帝朱由校，他可是历史上很特别的存在啊，不好好当皇帝，偏偏痴迷于当木匠。

据记载，朱由校的木工活水平极高，另外他还懂得设计器物。据传在天启年间，当时的床还是一个整体的，不能拆散或组装，所以木匠一般打造一张床就要浪费很多的木材，但是打造出来的床还是很笨重，样式也很简单单调，要几个彪形大汉齐力才能搬动。而恰好，某次，朱由校在皇宫里看到了别人搬动，他觉得很麻烦，于是就开始思考着要怎么让床再方便搬动一些。

手随心动，他马上就行动了，先是设计床的样式，再到锯木和钉钉，每一步他都是亲自动手去完成的，后来又多次根据需要修改，终于1年后，他打造成一张美观便携的折叠床。而这张折叠床的床板是能够折叠的，他还在床架上加了雕花，当时的匠人们都称赞连连。

另外，朱由校还精通制作玩具，经常会利用一些制造大件东西残留下来的各种细碎木材，雕刻成各种样式的小木人，样式多变，惟妙惟肖，他有时一时兴起还会让小太监把这些小玩意儿拿去卖，如果卖得不错，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好。

年画四大家

明代木雕是泉州民间工艺品种的重头戏。平雕、线雕、根雕、花格雕、神像雕等异彩纷呈，独具一格，精雕细刻，花团锦簇。

据史料记载，明代潮州金漆木雕生产已相当繁盛，尤以湖安、潮阳、普宁、揭阳、饶平、澄海等县最发达。潮州金漆木雕以故事性强、雕刻玲珑剔透、金碧辉煌而著称，因产地在潮州而得名。如潮州开元寺在明代重修的建筑装饰金漆木雕和神龛的金漆木雕的艺术已十分精美。

潮州金漆木雕用当地出产的普通木材。制作建筑雕花板多为大件，一般采用杉木；制作家具器物雕饰多用樟木。樟木质地并不坚密，艺人们取其有韧性和易于奏刀的优点，刻得层层叠叠，玲珑剔透；刻后髹漆贴金，辉煌灿烂，而且能抗潮防蛀。

潮州金漆木雕的技法有圆雕、浮雕、沉雕、通雕4类。用于建筑装饰，有五至七层的空间，可以把复杂的故事综合地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形成了“多层镂通，剔透玲珑”南方雕刻风格。

潮州金漆木雕的装饰分3类：一是最常见的“黑漆装金”，即先在雕刻物上以黑色的漆料作底子，然后铺上金箔；二是“五彩装金”，多用于建筑装饰，以青、大绿或紫红、粉黄装彩，再用金色烘托，形成金碧辉煌的效果：三是本色素雕，即保持木材本色，不加油漆，使作品的刀法木纹清晰可见，朴素静雅。多用于大阑屏、香炉罩等精工细雕作品。

潮州金漆木雕纹样有神话传说、戏曲故事和历史故事，如“苦肉计”、“蓝关雪”、“陈三五娘”、“渔樵耕读”、“修房盖屋”等。还有龙凤、仙鹤、狮、虎等祥瑞动物和梅、竹、牡丹等各类花卉以及博古器物、地方果品、鱼虾等。

金丝楠木、紫檀、海黄的历史文化之区别？

年画四大家

山东潍坊杨家埠的木版年画、 四川绵竹年画、江苏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在历史上久负盛名，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

▲苏州桃花坞

桃花坞木板年画是中国江南主要的民间木板年画。桃花坞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以北。（桃花坞位于江苏苏州阊门内北城下）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每年出产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达百万张以上。太平天国末年，清兵围攻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以后一直萎靡不振。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苏州市文联组织艺人恢复生产，后又成立“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社”，在整旧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桃花坞年画，主要有门画、中画和屏条等形式，其中门画可谓集历代门神之大全。桃花坞年画，系用一版一色的木版套印方法印刷出来，工艺精美，一幅画要套印四五次至十几次，有的还要经过“描金”、“扫银”、“敷粉”等工序。在色彩上，有桃红、大红、蓝、紫、绿、淡墨、柠檬黄等诸色。在艺术风格上，桃花坞年画构图丰富，色调艳丽，装饰性强，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人物塑造、刀法及设色上，具有朴实、稚拙、简练、丰富的民间美术特色，故数百年来一直畅销于海内外，欧洲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及艺术馆都有收藏。

桃花坞年画的印刷兼用着色和彩套版，构图对称、丰满，色彩绚丽，常以紫红色为主调表现欢乐气氛，基本全用套色制作，刻工、色彩和造型具有精细秀雅的江南民间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吉祥喜庆、民俗生活、戏文故事、花鸟蔬果和驱鬼避邪等民间传统审美内容。民间画坛称之为“姑苏版”。

▲天津杨柳青年画

有着600年历史的杨柳青（位于天津市西20公里）的民间木版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当时有一名长于雕刻的民间艺人避难来到杨柳青镇，逢年过节就刻些门神、灶王出卖，镇上的人争相模仿。到了明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南方精致的纸张、水彩运到了杨柳青，使这里的绘画艺术得到发展。杨柳青年画从清代雍正、乾隆至光绪初期最为风行。杨柳青年画的画样（粉本）有几千种。到了清代中期全盛时期，杨柳青镇的戴廉增画店一年生产的成品就达2000件，每件500张，共达百万幅。当时，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0多个村子，“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画店鳞次栉比，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商客络绎不绝，是名副其实的绘画之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杨柳青年画走向衰落。1926年，霍派五世传人霍玉棠创建了杨柳青镇最大的“玉成号”画庄，杨柳青年画渐渐走向复苏。解放后，总理还曾亲临视察并给画庄寄来急需的藤黄原料。“”期间，杨柳青年画改为胶版印刷，传统工艺濒临绝迹。

天津杨柳青年画霍派第六代传人霍庆有（霍玉棠之子）从20世纪80年代起，继承父志，利用近三十年的时间苦心钻研勾线、刻板、刷画裱等传统技艺，掌握了全套杨柳青年画工艺，成为天津一带唯一的勾、刻、刷、画、裱“五项全能”的杨柳青年画艺人，使得曾几近绝迹的木版手工绘制的杨柳青年画得以复苏。如今，“玉成号”画庄已建成为家庭博物馆，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人文景点。

杨柳青年画继承宋、元绘画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制作时，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然后用墨印在上面，套过两三次单色版后，再以彩笔填绘。既有版味、木味，又有手绘的色彩斑斓与工艺性，因此，民间艺术的韵味浓郁，富于中国气派。杨柳青年画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在中国版画史上，杨柳青年画与南方著名的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杨柳青年画通过寓意、写实等多种手法表现人民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尤以直接反映各个时期的时事风俗及历史故事等题材为特点。如年画《连年有余》，画面上的娃娃“童颜佛身，戏姿武架”，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已成为年画中的经典，广为流传。杨柳青年画取材内容极为广泛，诸如历史故事、神话传奇、戏曲人物、世俗风情以及山水花鸟等，特别是那些与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题材，以及带有时事新闻性质的题材等，不仅富有艺术欣赏性，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研究价值。以这些优秀作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形成杨柳青年画艺术的主流，一直延续发展至今。杨柳青年画的艺术特点是多方面的，形成其艺术特点的条件也是多方面的。其中较为显明突出的则是表现在制作上。杨柳青年画的制作程序大致是：创稿、分版、刻版、套印、彩绘、装裱。前期工序与其他木版年画大致相同。都是依据画稿刻版套印；而杨柳青年画的后期制作，却是花费较多的工序于手工彩绘，把版画的刀法版味与绘画的笔触色调，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两种艺术相得益彰。而且还由于彩绘艺人的表现手法不同，同样一幅杨柳青年画坯子（未经彩绘处理的墨线或套版的半成品）。可以分别画成精描细绘的“细活”，和豪放粗犷的“粗活”，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各俱独自的艺术价值。

▲山东潍坊杨家埠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兴起于明代，全以手工操作并用传统方式制作，发展初期受到杨柳青年画的影响，清代达到鼎盛期，杨家埠曾一度出现“画店百家，画种过千，画版上万”的盛景，产品流布全国各地。其中最大的东大顺画店拥有画版300多套，年制画百万余张。杨家埠年画体裁广泛，想象丰富，重用原色，线条粗犷，风格纯朴。

杨家埠木版年画同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中国民间3大木版年画，始于明代，兴于清朝，重喜庆、浓彩、实用，多反映理想、风俗和日常生活，构图完整匀称，造型粗壮朴实，线条简练流畅。根据农民点缀生活环境的实际需要，主要有大门画、房门画、福字灯、美人条、站童、爬童、月光等，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乡土气息和节日氛围。

杨家埠木版年画题材广泛，表现内容丰富多彩，有神像类、门神类、美人条、金童子、山水花鸟、戏剧人物、神话传说等，同时也有反映民间生活、针砭时弊之作，但喜庆吉祥是杨家埠年画的主题。诸如吉祥如意、欢乐新年、恭喜发财、富贵荣华、年年有余、安乐升平等，像亲人的祝福、似好友的问候，构成了农民新春祥和欢乐，祈盼富贵平安的特点。“巧画士农工商，描绘财神菩萨，尽收天下大事，兼图里巷所闻，不分南北风情，也画古今轶事”。杨家埠年画主要内容包括6大类，即过新年、结婚、农忙等风俗类，年年发财、金鱼满堂等大吉大利类，门神、财神、寿星、灶王等招福辟邪类，包公上任、三顾茅庐、八仙过海等传说典故类，打拳卖艺、升官图等娱乐讽刺类，三阳开泰、开市大鸡、四季花鸟等瑞兽祥禽花卉风景类。

杨家埠年画的制作工艺也别具特色。艺人首先用柳枝木炭条、香灰作画，名为“朽稿”，在朽稿基础上再完成正稿，描出线稿，反贴在梨木版上供雕刻，分别雕出线版和色版。再经过调色、夹纸、兑版、处理跑色等，手工印刷。年画印出来后，还要再手工补点上各种颜色进行简单描绘，以使年画显得自然生动。

杨家埠年画生产分绘画、雕刻、印刷、装裱等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极为精细准确。做法是先将画稿勾出黑线稿，贴到刨平的梨木或棠木板上，雕刻出主线版。待印出主线稿后，再分别不同颜色，刻出色版，套色印刷，最后修版装裱而成。

兴盛时，刚进入秋季，各路画商就云集杨家埠。晚上，大街两旁张灯结彩，年画挂满街头。每年前来选购画作的商人达5000多人。当时，卖画兴唱小段，最流行的唱词有：“一进门来苏东坡，坐下韩信问肖何。不是本号不赊账，如今要账太啰嗦。赊账如同三结义，要账就像请诸葛。”

土生土长的杨家埠木版年画，一步步走上了高雅的艺术殿堂。1983年春节，中国美术馆展出了杨家埠年画。同年，杨家埠年画赴美洲、欧洲、非洲的9个国家巡回展览。1987年，民间艺人杨福元应邀到新加坡作木版年画的画、刻、印表演。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杨家埠年画艺人前后前往巴西、日本等国家作现场表演，深受好评。2002年，具有200年历史的“同顺德”画店的正宗传人、76岁的年画民间艺人杨洛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杨洛书18岁即开始木版画创作，其《水浒传》、《帝王图》、《西游记》等无不构图奇妙，雕刻精细，栩栩如生，且乡土气息浓郁，深受人们喜爱。如今，一个只有310户、1150口人的小村庄杨家埠，年制作的木版年画却达2000余万幅，远销全国各地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山东潍坊千里民俗旅游线上，杨家埠成了重要一站。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100多套年画佳品，可目睹自明代以来的各种各样的年画制作工具、原版，还可现场观看充满神秘色彩的年画制作工艺。

▲四川绵竹年画

绵竹年画以产于竹纸之乡的四川省绵竹县而得名。绵竹年画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北宋，到明末清初进入繁盛时期。乾隆、嘉庆年间，绵竹全县有大小年画作坊300多家，年画专业人员达1000余人，年产年画1200万多份，产品除运销两湖、陕、甘、青及四川各地外，还远销印度、日本、越南、缅甸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2004年初，绵竹年画老艺人陈兴财之孙陈强展示他近期创作的创新年画“挤金门神”。

绵竹年画以彩绘见长，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绵竹年画构图讲求对称、完整、饱满，主次分明，多样统一；色彩上采用对比手法，设色单纯、艳丽，强烈明快，构成红火、热烈的艺术效果；线条讲求洗炼、流畅，刚柔结合，疏密有致，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而夸张、变形、象征、寓意的造型，更具诙谐活泼的效果。

绵竹年画的内容极其广泛，有孔明、张飞等历史英雄人物，有小说、戏曲的精彩画面，有武士神像、动物花果等等。其中最有趣的是《耗子嫁女》、《三猴烫猪》、《狗咬财神》、《看官盗壶》等民间传说。

绵竹年画分红货、黑货两大类。红货指彩绘年画，包括门画、斗方、画条。其中门画制作手法多样：细活有“明展明挂”、“印金”、“钩金”、“花金”；粗活有“常行”、“水墨”、“填水脚”。画条，分中堂、条屏、横推、单条等，供厅堂、居室、走廊及牲畜圈等张贴之用。门画有大毛、二毛、三毛等大小之分，贴大门、厅门、房门、灶门之用。黑货，是指以烟墨或朱砂拓印的木版拓片，多为山水、花鸟、神像及名人字画，此类以中堂、条屏居多。

其他著名年画

▲朱仙镇木版年画

朱仙镇木版年画历史悠久，堪称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北宋年间，每逢过年过节，特别是过春节家家户户贴门神已成为一种风尚，以祈求人寿年丰、吉祥如意、招财进宝、镇邪除妖。后来北宋没落、灭亡，开卦几经战乱，木版年画便衰落下来。到了明代，开封年画虽然又获复兴，但已逐渐转移到朱仙镇。明朝末年洪水泛滥，开封被淹没，百业俱废，朱仙镇便成了木版年画的中心。明、清时期，朱仙镇就有300多家木版年画作坊，至清末有七十多家，其中以"万通"、"天兴德"、"德胜昌"、"天义德"较为有名。其作品畅销各地，于是开封地区的年画被统称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影响深远。 朱仙镇在河南省开封市城南10公里，虽然是个小镇，在古代却名列中国四大古镇之一。特别是北宋末年岳飞曾率军在这里大破兀术的金兵，朱仙镇更为国人所知。为纪念岳家军的功绩，在朱仙镇建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岳王座，而今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就设在这座古庙之中。

朱仙镇木版年画主要分为阴刻、阳刻两种，有黑白画和套色画两种形式，采用的是手工水印。形式有文武门神、神像图、戏出和挂笺等二千余种。朱仙镇木版年画有五大特点：一是线条粗犷，粗细相间；二是形象夸张，头大身小；三是构图饱满，左右对称；四是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五是门神神码多，严肃端庄。朱仙镇年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神祗画，如灶君神、天地神等，另一类是门神类，朱仙镇木版年画中最多的就是门神，门神中以秦琼、尉迟敬德两位武将为主。 那些大大小小的门神画中，两位武将或衣着不同，或形态各异：步下鞭、马上鞭、回头马鞭、抱鞭、竖刀、披袍等，不下20种样式。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文武门神。文门神有五子、九莲灯、福禄寿等；武门神常是戏曲中的忠臣义士和各类英雄好汉。不同人的房门常贴不同内容的门神：已婚子女辈房门贴“天仙送子”、“连生贵子”、“三娘教子”；中年人房门贴“加官进禄”、“步步莲生”；老年人房门贴“松鹤延年”和“寿星”之类；少年儿童居室房门贴“五子夺魁”、“刘海戏”等。

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不但具有极高的艺术收藏价值，而且极具观赏价值，许多名人都曾收藏过朱仙镇的木版年画，鲁迅先生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很好，雕刻的线条粗健有力，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不是细巧雕琢。这些木刻很朴实，不涂脂粉，人物也没有媚态，颜色很浓重，有乡土味，具有北方木版年画的独有特色。”这是对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特色的很好概括。现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还珍藏着26幅鲁迅收藏的朱仙镇年画作品。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流行于华北一带的民间木版年画，因主要产于河北省武强县而得名，有"年画之乡"之称。武强年画是在原始的耕作方式、佛教思想、传统观念和古老的民族习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民间乡土艺术。是经过绘、刻、印三道工序的彩色套印而成的木版画。武强年画起源于元代以前，明代初期形成规模，到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公元1662年至1820年），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民初，在武强县南关有字号可考的画店仍有144家，其周围68个村庄里共有1587个民间作坊从事画业生产与销售，从业者达数千人，在外地开设的批发庄有180余处，最高年销量达1亿对开张，行销当时大半个中国。

武强年画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构图饱满、主题突出，结构紧凑、线条粗犷，兼施黑、红、绿、黄、紫、粉等色，对比明快，极富有装饰性。有门画、窗画、灯画、斗方、贡笺、中堂画、炕围画、顶棚画、囤画、对联、条屏等，甚至牛棚马厩也有专门张贴的年画。在雕法上有的精细，有的粗细相间，尤以大刀阔斧粗犷自然的刻法见长，以阳刻为主，有的兼施阴刻，运用黑白对比，表现出刀味木趣、笔情墨意，弄成独特的古朴而稚拙的风格。题材主要有戏文故事，风俗时尚、喜庆寓意，娃娃美女，花卉山水等。代表作品有"踏雪寻梅"、"三娘教子"、"赵州石桥"等。

武强年画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立了武强年画社；1985年，经河北省文物部门批准，这个久负盛名的“中国木版年画之乡”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年画专题博物馆——武强年画博物馆。1992年和1994年举办了两届“中国武强年画艺术节”。1993年12月，文化部正式命名武强为全国的“民间木版年画之乡”。

▲佛山年画

华南地区流行的民间木版年画。产于广东省佛山镇(今佛山市)。始于明永乐年间，盛于清乾隆、嘉靖年间。佛山年画分原画、木印、木印工笔三种，包括门画、神像画两大类。所取题材有各种神像、历史人物、戏曲故事等。其特点是线条刚劲、粗放、简练，有木刻趣味。设色多使用大红、桔红、黄、绿等色，有的还吸收了当地铜衬剪纸艺术的特色，在画中人物的盔甲袍带上加饰金银花纹，使神像金碧辉煌，这种强烈的装饰风格可谓佛山年画的一个特色了。

▲凤翔木板年画

陕西凤翔南肖村村民邰增科家门前贴的胶印年画。原来一直从事木板年画制作的邰增科现已放弃这门手艺。凤翔木板年画多年深受西北民众喜爱，但木板年画近年受胶印年画的冲击，市场极不景气。如今凤翔县从事版画制作的只剩邰立平、王慧芳夫妇，且至今没有传人，版画工艺面临失传。

▲东丰台木版年画

天津东丰台木版年画艺术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一度与津西杨柳青年画一样享有很高知名度。但是，由于缺乏重视，画版、成品等实物消失殆尽，如今已经不易见到。天津丰台镇位于宁河、宝坻、丰润、玉田交界处，交通便利，曾商贾云集，有“京东第一镇”之誉。为与北京丰台相区别，人称东丰台。东丰台年画历史久远，成气候时，可上溯至清中期，曾有过“家家点染、户户丹青”的红火场面。清末民初时，该镇有10多个有名的画铺，13个有规模的染纸作坊，是冀东年画最大的集散地之一。东丰台年画虽传承杨柳青年画的特点，但亦受东北、冀东民俗的影响，自成一格。比较起来，在颜色的使用上更为鲜艳，画面更为粗犷和夸张。另外，版式亦较独特，有的对吉祥字大胆使用，不惜占据画面主体；有的为窗格式画面，将10余块画版拼接套印，浑然一体；还有的再现戏剧情节，可将画面裱制成16幅条屏等。2004年新春之际，天津民间文史工作者在天津市宁河丰台镇一个当年老作坊的后人家中偶然发现一批近百年前的东丰台木版年画。这些具有较强视觉冲击力的老年画画面内容宽泛，有天官赐福、门神、九凤朝阳、美人图、送财童子等。

金丝楠木，金丝楠木素有“皇帝木、木皇帝”之称，自秦汉以来一直为皇家用，但自明朝开始，即被视为皇权的象征，是皇室专用的“贡材”，即便王公大臣也不得染指。据记载，明朝设有专门为皇室置办金丝楠的部门，当时各地官员将进贡金丝楠木当成头等大事，朝廷将此列为对地方官员业绩考核和晋升的标准之一，平民进献一根金丝楠木即可获得封官赏赐的机会。至清朝，其实已无多少金丝楠木可用，康熙、乾隆均曾派官员深入川贵搜寻，所获甚微，被臣工指为“劳民伤财，无裨国事”。加之蜀道艰险，书中就有“一根楠木一条命”的说法。明清两代均严格禁止臣民使用金丝楠木，和绅因为私用，被称为“僭越逾制”，结果被嘉庆帝列为二十条当的大罪之一。

正因为金丝楠与皇室的特殊“血缘”，使其要么千年孤独的长在深山，要么百年寂寞的锁在深宫，民间，包括达官显贵，焉有把弄于怀的鸿福!

因为禁用也就无市，因为无市也就无价可考，只知道清乾隆年间，甘肃巡抚王亶望就曾为三根金丝楠耗白银九十万两……现在虽然没了禁忌，却因为早已绝迹而空留许多传奇与故事让人魂牵梦萦的遐想。

福布斯公布的位列前十的刘氏兄弟等川藉大佬，也包括前期屯积爆炒海黄的大亨，还有上海浙江的一些收藏大家，他们正在做的同一件事就是不惜重金收藏金丝楠，收一件藏一件，既不加工也不转让，在他们心中，海黄纵有千万身价，也只能当金丝楠的配角。金丝楠的神话一直在延续，也许能让世人信服和躁动的只有价格，我相信用不着刻意炒作，金丝楠的价格将是一组难以置信的数字。其时，那些抱憾十年前错过了和田玉的朋友，将因为与金丝楠失之交臂，而徒增新痛，并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悔恨”。

现在所发现的金丝楠都是几千年前深埋江河谷底的乌木，我称之为“乌金”（乌木金丝楠的简称），如果说金丝楠是“木中之帝”的话，那么“乌金”就是皇太祖了。

　明朝，紫檀为皇家所重视。海上交通的发展和郑和下西洋，沟通了与南洋各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各国在与中国定期和不定期的贸易交往中，也时常有一定数量的名贵木材，其中包括紫檀木。但是这对中国庞大的统治集团来说，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于是明朝政府又派官赴南洋采办。随后，私商贩运也应运而生。到明朝末年，南洋各地的优质木材也基本采伐殆尽。尤其是紫檀木，几乎全被捆载而去。截止到明末清初，率当时世界所产紫檀木绝大多数尽汇集于中国。清代所用紫檀木全部为明代所采，有史料记载，清代也曾派人到南洋采过紫檀木，但大多粗不盈握，曲节不直。根本无法使用。这是因为紫檀木生长缓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明代采伐殆尽，清时尚未复生，来源沽竭，这也是紫檀木为世人所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欧美等西方人士较中国更重视紫檀木，因为他们从未见过紫檀大料，认为只可作小巧器物。据传拿破仑墓前有五寸长的紫檀木棺椁模型，参观者无不惊慕，以为稀有。直到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见到许多紫檀大器，才知道紫檀精英尽在中国。于是多方收买，运送回国。现在欧美流传的紫檀器物，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运去的。由于运输困难，他们一般不收买整件器物，仅收买柜门、箱面等有花纹者。运回之后装安木框用以陈饰。

清朝中期，由于紫檀木的紧缺，皇家还不时从私商手中高价收购紫檀木。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中差不多每年都有收购紫檀木的记载。这时期，逐渐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不论哪一级官吏，只要见到紫檀木，决不放过，悉如数买下，上交皇家或各地织造机构。清中期以后，各地私商囤积的木料也全部被收买净尽，这些木料中，为装饰圆明园和宫内太上皇宫殿，用去一大批；同治、光绪大婚和慈禧六十大寿过后已所剩无几；至袁世凯时，遂将仅存的紫檀木全数用光。

黄花梨这种名贵的木材是我们今天的说法，而在历史上曾有过“花榈”、“花梨”、“花黎”等不同称呼，古代的许多文献资料对于这种木材的纹理特征及产地都有着明确的记载，如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说“花榈出安南及海南，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明初王佑增订《格古要论》记载“花梨出南番广东，紫红色，与降真香相似，亦有香，其花有鬼面者可爱，花粗而淡者低。”

在明人顾芥所著《海槎余录》里提到“花梨木、鸡翅木、土苏木皆产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可知，黄花梨产于海南岛深处的黎山，多由黎族人开采砍伐。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第三十五卷“榈木拾遗”一条中提出：“（榈木）[时珍曰]木性坚，紫红色。亦有花纹者，谓之花榈木，可作器皿、扇骨诸物。俗作花梨，误矣。”李时珍认为有花纹的榈木，谓之花榈木，平时众口广传的“花梨”说法，为误传，而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实了当时的这种所谓误传的“花梨”之名已成为明代民间对于黄花梨约定俗成的固定称谓。

清人李调元的《南越笔记》卷七也记载位于今越南的占城向明廷进贡花梨：“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首遣其臣虎都蛮来朝贡，其物有乌木、苏木、花梨木等。”

历史上海南岛有三种古称：珠崖、儋耳、琼台。据文献资料，“珠崖”源于“郡在大海崖岸之边，出真珠”，故名“珠崖”；“儋耳”源于海南岛古部落的绣面习俗（在脸面上刻上花纹，涂以颜色，耳朵上戴有装饰用的耳环而下垂），因而得名；“琼台”源于“境内白石有琼山，土石皆白而润”，宋神宗熙宁年间琼州置琼管安抚都监台，遂称为琼台。

据《琼州府志》记载，秦代海南属其遥领的范围，没有任何建制。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始设儋耳、珠崖两个郡。从此，海南岛正式纳入我国版图，成为我国的神圣领土。

海南岛地处广东南部的南海，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是我国黎族的世居地，物产丰饶，封建统治者垂涎于本地的物产，对这个地区的黎族进行剥削压迫，《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五百三十四记载，万历四十三年七月，总督两广张鸣冈题平黎善后事宜，提到了明代海南地方官吏对黎族人的横征暴敛，其中有“各官无艺之征，曰丁鹿，曰霜降鹿，曰翠毛，曰沉速香，曰楠板，曰花黎木……黎何堪此重困，是不可不竖牌禁者。”

由上述引文可知，明代海南地方官吏向海南岛的黎族人征收各种土特产，其中一项便是向黎族人征敛产于黎族地区的“花黎木”（黄花梨），因地方官吏的贪得无厌，对“花黎木”的征采毫无节制，使黎族人不堪重负，从而印证了明代地方官吏对海南岛黄花梨木的征采数额较大这样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