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木箱-民国木箱值多少钱

时间是1947年10月30日，地点是天津。《天津民国日报》刊登寻人启事，寻找一名妇女。当时兵荒马乱，人口失踪也不稀奇。这名妇女可能离家出走，可能同情人私奔，甚至被拐卖，都是寻常事。但是，这个妇女的身份却不同。他是董政国师长的千金！董政国是山东人，直系军阀陆军第九师师长。直系垮台以后，董政国脱离部队去天津租界居住。当时军阀师长的薪资很高，又可以捞黑钱，社会地位也不错，所以董政国过的很好。他也是天津的名流之一，有钱有势。、

闲居接近20年，1947年5月董政国在天津去世。董政国了还不到半年，他的长女，35岁的董玉贞就失踪了。刊登寻人启事的是董玉贞的丈夫李允之。李允之也是天津的富裕阶层，开滦矿务局的董事家庭。借着丈人的势力，李允之做到天津中天电机厂副经理。李允之自称，妻子在5天前乘坐黄包车离家后失踪。这事本来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却迅速引起轩然大波。董玉贞失踪以后，他的妹妹董玉芝第一时间去警察局报案，怀疑姐姐被害，凶手就是李允之。

董同李允之结婚多年，生了4个孩子，逐步成为黄脸婆。由于是师长女儿，从小有钱有势，董玉贞一直比较强势，同丈夫时有冲突。

2年前，李允之在外面认识了中德混血的舞女，搞大了她的肚子。当时岳父还没有，李允之畏惧岳父一家干预，隐瞒了这件事。但岳父后，李允之就没有什么顾虑，将姨太太带回家。董玉贞对于这件事极为不满，认为丈夫好色成性，竟然要把野鸡娶回家，有辱家门。为此，夫妻两人多次争吵甚至厮打。结果，董玉贞被丈夫打伤，一根手指骨折导致残疾。恼怒之下，董玉贞提出离婚。

到了此时，李允之却不同意离婚。为啥？当时李家已经败落，虽曾经很有钱，但5个儿子都是败家子，家产分了以后都被挥霍一空。如果离婚，必然要划分家产。李允之当时已经没有多少钱，再分给妻子一大笔，他恐怕就要破产。另外，岳父虽了，直系实力强大，在天津的关系很多，李允之惹不起。此次李允之打伤妻子导致离婚，董家绝对不会放过他。所以，李允之花言巧语让妻子不要离婚，又将姨太太赶到外宅。而董玉贞考虑结婚多年，又有4个孩子，也同意暂时不离婚。

就在一切好转之时，董玉贞突然失踪。他的妹妹董玉芝是曹锟的儿媳妇，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立即怀疑姐夫。之时，此时董玉贞活不见人，不见尸，警察局一时也没有办法，只能暂定是黄包车夫谋财害命。根据李允之介绍，董玉贞失踪时身上有1000美金，怀疑黄包车夫因此。

然而，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改变了一切。这人是个白俄，李允之的朋友。董玉贞失踪后1天，李允之的姨太太，突然带着几个搬运工带来一个大木箱。姨太太说准备搬家，一些行李想暂存在白俄家里。白俄没有怀疑，将大木箱收下，放在仓库中。然而，得知董玉贞失踪以后，白俄也不是傻蛋，顿时有了怀疑。

他仔细观察了这个大木箱，发现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似乎是一种腥臭味，越来越臭。白俄不愿意惹火烧身，迅速报警。警察赶来以后，打开木箱，顿时大吃一惊。箱子内是董玉贞的尸体，已经被斩成三段：头，躯干和双腿。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头部还被烧过。经过妹妹辨认，这就是失踪的姐姐董玉贞。

溥仪在大清灭亡前偷偷运走了多少国宝？现在都在何处呢？

民国成立初期，溥仪等人还住在故宫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等人还居住在故宫。民国政府每年拨发400万两白银，供溥仪等人日常使用。

照说，这400万两白银也是一笔巨款，完全足够溥仪等人开支。然而，溥仪等人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而且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吃紧，经常不能按期交付“清室优待费”，所以常常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在出国留洋的引诱下，也为自己留好后路以防不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

但是，毕竟是做贼心虚，不敢公然将紫禁城所珍藏的国宝毫无顾忌地公开运往宫廷之外，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要将宫中宝物盗出宫外，又不至于露马脚。采取的是以“赏赐”溥杰为名的手法，使得盗运国宝的行径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恰值溥杰在宫中“伴读”，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为他们的盗运之举提供了作案的方便条件。

从1922年9月4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

溥仪在盗运善本书得手之后，便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历代的法书名画上，因为溥仪深知这些名迹的珍贵程度。可以这样说，溥仪对书画等艺术品还是颇有兴趣的，这主要是受其客观的政治环境所致。溥仪在逊位后的12年间，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关上家门做皇帝”，既无军国大事，亦无朝政过问。溥仪无事可为，便要找点事情做一做，于是便开始了对宫中珍藏的历代书法名画的清理和鉴赏。

清代自嘉庆以来，国事多故，也开始走上了衰弱之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的皇帝已被内忧外患的国事搅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他们本不感兴趣的书法艺术，真令人怀疑他们对宫中历代名迹从未展阅过。对此，溥仪的回忆是最好的说明：“我16岁那年(1921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房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到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一库。”

所以在宫中的书画藏品中也就看不到嘉庆之后诸位皇帝的鉴赏印记，倒是末代皇帝薄仪令罗振玉篆了“宣统御览”、“无逸斋精鉴玺”的印文，交由王福厂刻成，再令清理、鉴赏字画的大臣们将其钤在书画作品原件之上，与其说溥仪当时有什么鉴赏才能，倒不如说他怀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意图，促使其如此所为的。

意图之一便是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因为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对清宫书画藏品进行了第一次鉴定整理工作。以所贮宫殿为序，按书、画册、卷轴分类，逐件鉴定，区分上等、次等，用千字文编号，分详简逐一著录；上等品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外，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清鉴玺”、“宜子孙三印”，称“五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鉴定整理工作，鉴藏的印迹除原来“五玺"和贮藏宫殿印记外，加钤“石渠重编”和“石渠定鉴”，称“七玺”，乾隆逊位后，又添钤“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耋之宝"等大玺。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所钤嘉庆诸鉴藏印亦仿乾隆五玺、七玺格式。

溥仪觉得既然列祖列宗都已钤玺盖印，他便效仿着也堂而皇之地盖上自己的鉴赏章。

意图之二是简洁而明确，摸清底数，以便“赏赐”为盗运出宫作准备。

清宫所藏的法书名画，主要分贮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等处。

宫中的书画，立轴有锦套，册页有绫锦包袱，手卷也有为宅专制的淡黄或淡青花绫包袱，白软缎作裹，上面钤印墨色所报书画的品名、作者的姓名、年代，以及评定等级在内，每件均为专用，不得混淆。除此而外，每件作品都定制有白玉撇子，正面浮雕图案，裹刻品名，并填赤金，文字与包袱皮裹一致。每件书画都有楠木匣盛装，其长短大小是根据书画本身的体积订做的。各处收藏的书画原先用的事大立柜，多为紫檀制成，有的高达屋顶，存放相当方便，提取也不太费事。另外，每件书画品名上加一个编号，提取时按号查找柜架。在溥仪的“赏赐”目录中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记有字号，最多的为“静”字号，次为虽列号而缺编字的，再次为“永”字号、“长”字号、“海”字号。

虽然神武门、北上门等出入紫禁城的大门仍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把守，但溥仪觉得这还是不能对他实施盗运书画的计划构成威胁，因为成功地运出善本书的行动，一直在对他起着打气鼓劲的心理作用。既然善本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运出宫，那书画的盗运又有何难呢?

溥仪仍然是仿照盗走善本书的办法，首先选择手卷的册页，因为它的体积较小，看起来不显眼，不至于引起警卫的注意，较容易蒙混过关。同时一向由太监携带的黄绞袱出出进进，跟着溥杰一道，值勤的人员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也就不予理睬也懒于过问，于是就听之任之，畅通无阻了。

溥仪第一次“赏赐”给溥杰的书画竟达10件。从同年12月9日起，他们见守门的警卫马马虎虎、麻痹大意，形同虚设一般。于是他们便乘机增加了每次盗运的件数。15件，20件，25件，贼胆越来越大，简直是肆无忌惮。12月27日的“赏赐"，一次竟高达30件，其中包括：(明)唐寅《野航雨景》、(元)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宋)马远《溪山秋爽图》、(宋)赵伯驹《蓬瀛仙鹤图》、(明)文征明《赤壁赋图》、(明)仇英《五百罗汉图》、(元)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1923年1月5日后的“赏赐”中，有好几次竟达到35件之多。就是用这种逐次递增，分批盗运的方法，溥杰、溥佳这两位“皇帝”的伴读几乎每天从紫禁城回去，都带走几大包书法名画。开始还是几天分两次来“赏”，随后干脆就一次“赏”出，其真正的企图就是要把宫内这一批书法名画全部盗出。

由此可知，溥仪在他的所进行的“赏赐”活动中也在采取多方面手法，不但是掩耳盗铃欺骗自己，更为狠毒的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消灭罪证，不列入清单，撕去原来的伪装，变本加厉、无所顾忌，暗中窃取，连负责管理看守的太监们也被蒙混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笔整理不清的糊涂账。

溥仪盗运国宝的计划绝非仅限于法书名画卷册部分，他是要把故宫中能盗运的国宝全部偷出宫外，据为己有。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不断的“赏赐”，原藏的书画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至于册子，所剩下的也十分有限，仅有画轴还没有动手。这些未动的画轴和极小部分的册页，并非是溥仪一伙“良心”发现而舍不得动手，而是客观上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具体困难，主要是画轴的体积太大，有的还太长，无法进行包裹，明晃晃地往外拿又唯恐露马脚。正在研究安全又保险的新的盗运方法之时，就遇上动荡的政治时局和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变。

1924年，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把贿选出的“大总统”曹锟软禁在故宫武英殿后侧的“延庆楼”，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已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改编，并加强了对紫禁城的兵力和监护。在这种形势之下，溥仪原拟的密谋计划，显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说，是时局的突变迫使溥仪等有所收敛，暂时停止了盗运活动。只要时局再变，来了可乘之机，溥仪他们还会想出新的花招，直到把所有的书轴盗尽为止，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精品的珍贵程度，用言语是难于表达，更是无法估价的，其中有东晋王羲之《破羌帖》、《曹娥碑》、《二谢帖》，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唐玄宗李隆基《毛应佺知恤诏》的亲笔墨迹，宋徽宗赵佶《后赤壁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等等。在绘画方面，有东晋顾恺之《洛神图》、《列女仁智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的《职贡图》、《步撵图》，宋李公麟《女史箴》、《九歌图》、宋代马远、夏圭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等。

至于溥仪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珍宝、古玩、金银器皿则无记载，但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从后来的流散情况看，数量也不少。溥仪的堂弟溥佳幼年时曾作为溥仪的英文伴读，经常出入宫禁，他曾回忆说：“溥仪出宫的前两天，我们趁养心殿无人的时候，从保险柜里取出些便于携带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内，准备带出宫去。”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等珍宝。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以携带生活用品、首饰为名带着部分珠宝玉器，乘坐着民国政府准备的 汽车 ，由鹿钟麟、张璧陪同，驶出紫禁城，到达前北海沿的醇亲王府他的生父载沣家。溥仪看到王府门前及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军士兵，就径直向王府走去。此时溥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人知晓，人们只是看到他紧紧地闭着嘴，神情严肃沮丧，带有一丝无以名状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几分欣慰之色。原来溥仪想到了他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已全都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溥仪盗出的国宝是怎样运到天津的

溥仪、溥杰等从北京故宫盗出的国宝，在醇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便全部转移到天津的租界内。对此溥仪的堂弟也是他的宫中伴读盗运国宝的局内人溥佳的一段自述所言所据：

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租界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

这批国宝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铁路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路166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作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1925年2月23日，溥仪来到天津，不久便将戈登路所存全部国宝移到张园，后又移到静园。

存放在天津的国宝是如何运往长春的

后来，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帝宝座表面上坐稳之后，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天津所收藏的那批国宝，这是他在经济上最大的寄托和所拥有的无价财富。运不运到伪满洲国来?即便是运又是怎么个运法?在天津有他父亲载沣以及若干亲信看守着这批珍宝，又有日本警察署为之撑腰，当然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运到“新京”来，放在溥仪的身边，心里总会平稳些，但运来之后又怕发生意外，日本人会不会打这批国宝的主意呢?

正当溥仪还在犹豫打着他的小算盘之时，日本人早已对此确定了既定方针。因为日本人对这批国宝的重视程度毫不逊于溥仪，将其全部运到长春，更有利于对溥仪的全面控制，尽管放在天津日租界相对来讲亦可说是掌中之物，但总有一种鞭长莫及之感。日本人又何尝不觊觎这大量的国宝，一到时机成熟，任何时候都可成为囊中之物。

“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按照日本关东军指令对溥仪提及此事时说：“务必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的‘宫内府'来。否则将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不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国土以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要回天津去住!”在此威胁之下，溥仪乖乖地将存放在天津的书画文物分批运到了长春伪皇宫。

1936年6月中旬，溥仪传谕，命在天津清室办事处留守的族人溥修护送第一批国宝来“新京"。溥修奉谕将手卷40件分装成2箱，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运到了伪皇宫。

这些国宝的运送过程相当严密，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十分稳妥。首先由溥仪派到天津的贴身侍卫官存耆与天津清室办事处的溥修等人当面按物品详册逐箱逐件点收签封，然后由在天津的日本赤帽社“外加装置，以期沿路装卸周全”。运输则由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直接负责，商妥铁道司令部挂车一辆，并派日本宪兵沿途保护直送“新京”的伪皇宫。

溥仪在天津期间清宫法书名画的存藏、散失与转移

中国 历史 上曾经发生了数次令人惨痛的法书名画大散失和浩劫。表面上看，发生的原因莫不与朝代的治乱、战乱或衰亡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如果我们透过那些 历史 现象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原来最高统治者的“一己之私”才是最有力的“推手”。南北朝时聚名画法书和典籍二十四万卷而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如此，中国 历史 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是更为甚者。溥仪在北京紫禁城的“小朝廷”**清宫内府的珍宝并秘密运往天津，以及在天津期间为满足自己无度的挥霍和在日本租界的“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对视为己有的清宫珍宝肆意变卖抵押，就是有力的明证。

说到溥仪在天津时期内府珍宝的存藏、散失与转移，就不能不提及当时的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在他出逃至天津的三年前，也就是1922年前后的北京“小朝廷”时，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把以赏赐溥杰为名盗出的法书名画和古籍就源源不断地运至天津，存在于这所楼内。

为什么溥仪要在天津买房以存藏盗运出来的内府珍宝呢?一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离京也只有一百多公里。北京发生的事在天津几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再说在天津“写剧本"到北京去“唱戏”(此处指溥仪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搞复辟)也是十分便利的事儿。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政客、军阀都曾在天津做过寓公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就是盗运出宫的珍宝的安全问题， 天津是中国国内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当时一共有英、美、德，日、俄、意等九国租界。其中英租界势力最大。当时，溥仪及其“小朝廷”与日本人可能尚无实质性的接触。因此，载涛受命到天津买房也就选择了旧属英租界的天津戈登路即13号路166号楼，依仗英帝国势力为之保镖。天津的楼房购置妥当，**珍宝的准备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于是，唯恐迟则生变的溥仪在1922年正式开始“赏赐”，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之机，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地运出了紫禁城，待积至七八十箱之后，再由溥佳出马奔走，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运至天津英租界所置楼房中，秘密地藏起来。

溥仪潜逃至天津后珍宝的存藏与转移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内府的庋（guǐ）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唐宋元的法书名画近两千件，明代作品亦存两千件左右。

溥仪在天津期间存藏的珍宝大致分为法书名画、善本书籍和珠宝翠玉三个部分。法书名画和善本书籍都是体积并不显眼，方便溥杰、溥佳用书包或包袱携出而不致引起警卫注意之类。其中法书名画的盗出，首先选择的是手卷和册页，其次是那些体积较小、类似手卷而不带轴头的挂轴(条)字画。这两个部分具体数量难以准确估计。

从所谓“清室善后委员会”统溥仪“赏赐”的“清单”编印出来的一本小册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可知从1924年9月28日起至12月12日止，前后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溥仪通过“赏赐”溥杰、溥佳共盗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之多。加起来共是1353件，是清内府庋（guǐ）藏晋唐宋元明法书名画4000件左右的近一半。这样的统计可能并不符合当时溥仪所盗出宫外的书画手卷册页的真实数量。因为在“赏赐”清单之外，还有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名品根本没有登记在清单之上。这种情况是在后来清理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时，所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为一束，认为两者“大体符合”的看法，说明“赏溥杰单”和“收到单”上的法书名画的数量与在“赏赐”手段上采取多面手法盗出而不列入清单的法书名画的实际数量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原因在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们毕竟都是溥仪的旧时臣工。当他们发现溥仪“赏赐”的清单时，既未报请共和政府声讨追回，亦未能着手彻底清理点查以弄清到底“赏”出多少。可能他们略作清点就对溥仪盗出书画心知肚明，却宁愿“相信”一纸清单，走走过场例行公事。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得出两者“完全符合”的结论呢?

“大体符合”是颇有意味的一种看法，联系到给出这种看法的人就更值得玩味了。“大体符合”在这里可能包含着两种意思：一是数量确是相当，相差无多；二是数量极不相符，相差可能数十件或数百件之多。相差数十百件之多，在中国历代传世的浩如烟海的名家书画作品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清内府4000件左右的法书名画的庋（guǐ）藏数量上，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溥仪的“赏赐"原本就是蓄谋已久的暗中窃取，手段必是多面的，“赏赐”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因此，我以为在当时的时局和形势下，在当时的时代风气层面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旧时臣工们给出“大体符合”四个字是无可奈何而例行公事的话；对 历史 而言，对后人而言，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

盗出宫的宋版书的数量，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云“二百种上下”，应是有二百个种类的宋版书籍，既有可能是二百本左右，也有可能略大出这个数目。至于珠宝翠玉的件数则可能要多得多。

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的臣工们想盗窃的内府珍宝原本远不止这些。直奉战争的爆发阻碍了他在进行中的计划。1924年11月直系军中的冯玉祥将军进军北京，幽禁“大总统”曹锟，改编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并命令部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五日突然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复存在，《清室优待条件》也到此取消。溥仪窃取宫中法书名画的计划由此中断。20多天后，他由其父的醇亲王府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随后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数月之后于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保卫”之下，潜逃至天津，又在日本租界的张彪私宅张园那里安顿下来，作为逊位皇帝的“新宫”，还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北京的皇室中人轮流到天津当差，又形成一个“小朝廷”。

原来存藏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戈登路)166号楼内的宫中珍宝便搬到了张园。这次转移在总的箱数和珍宝的件数上应该是原存放在英租界13号路楼内的数量，不会减少，相反应增加了溥仪潜逃至天津时随身携带的一些珠宝翠玉之类的东西。但由张园迁往静园时数量究竟减了多少，尚不得而知。在静园存放了近7年的这批清宫珍宝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运至长春伪皇宫，但已不到70箱了。“几十种”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的变卖、抵押或赏赐，以及一些珠宝玉器等的售出和抵押、转移到长春的清宫珍宝自然就减少了。但真正的清宫珍宝的浩劫还在后头，这仅仅是我国历代法书名画的又一次浩劫的前奏。

溥仪留津期间珍宝的变卖、抵押和散失

溥仪潜逃到天津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卵翼下依然过者“小朝廷”的尊荣豪奢的生活。巨大的财源仍满足不了“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和他无度的挥霍，便开始通过身边的陈宝琛等人或宝熙，郑孝胥等旧日臣工，把视为其私人财物的贵重书画作为商品卖给殖民者和古玩商，换取大量的金钱。

溥仪在天津的数年中，究竟变卖抵押了多少件法书名画，无案可稽，很难摸清底细。但在天津期间售出的大概有：

(1)王献之《中秋帖》、(2)王珂《伯远帖》。这两件黑迹乃清乾隆皇帝弘历“三希堂"中之“二希”。据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说到这两件法书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不知何时归原为琉璃厂古玩商人，曾做过袁世凯的总务局长，后从事银行业务的郭世五，新中国建立前夕一度为财阀宋子文据有，后又退还郭氏。

(3)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为李公麟传世之代表作，每段有同时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题诗。流传有绪，屡经名家递藏和著录。极具 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极具 历史 和艺术地位。在天津售出后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藏。

(4)传为北宋李公麟《潇湘卧游图》。为日本菊池惺堂所藏。

(5)南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原流往日本，可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购得。

(6)南宋郑思肖《墨兰图》。此卷有元明人诸多诗题。入明为诸家递藏，清初为宋荦（luò）珍秘。郑思肖开元明之花写意之先声，传世作品绝少，此卷集诗书画荟萃于一卷之中，益以元明清名家诗题，极为珍贵。为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

(7)南宋李嵩《西湖图》。此卷乃《佚目》外之物。原藏家为上海庞莱臣，现藏上海博物馆。

(8)金人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此乃王庭筠传世孤本。风格上继承苏轼、米芾墨戏之笔，下开元代文人画之先声，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9)元赵孟頫《滦菊图》。赵孟頫的人、马、山水之作较为常见，唯花卉绝少，尤以写菊确为仅见。此图对全面研究赵氏技法，以及赵氏花卉如何继承并发扬传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0)元张渥《九歌图》。《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11)元黄子久《江山胜景图》。

(12)元王冕《梅花图》。

(13)元赵奕书《梅花诗》。《石渠宝笈》著录，山本梯二郎所藏。

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14)元马琬《幽居图》。清代著录颇多，卷后有日本内藤虎题跋云“近年由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又据胡嗣瑷《直庐日记》手稿(辽宁省图书馆藏)，得知当时美国人购去三件，未记录时代、作者和图名。该美国人在购画过程中，与英国教习合谋想骗走的李成《寒林图》、《茂林远岫图》以及燕文贵《溪风图》等六件，后在日本使馆的干预下得以归还。

天津博物馆现藏清宫内府书画作品有：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南宋赵孟坚《水仙》卷；明项圣谟《且听寒响图》卷等近30件。这近30件清宫内府书画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的，有一部分则是后来回流到天津，被天津藏家所购买。其中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天津藏家通过设在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所购买。

溥仪在天津期间变卖抵押的除了法书名画之外，还有珠宝翠玉及瓷器等。但其中的许多抵押品与他在北京“小朝廷”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有关，有些抵押品则不是从宫中盗出之物。1922年溥仪大婚前后，清室为了筹措大婚经费以及拟赴欧旅费，甚至赈济日本地震灾民费用，曾将清宫珍藏的书画、瓷器、玉器抵押给盐业银行。

1924年5月31日经溥仪岳父荣源和内务府大臣绍英、耆（ qí ）龄与北京盐业银行80万银元抵押贷款。第一批乾隆五十五年铸制的16枚金编钟，第二批抵押是金宝、金册、金塔等金器，期限一年。溥仪出宫后无力偿还，一部分金器已熔毁，金编钟1932年运至天津盐业银行。其他抵押品玉器、瓷器也有运津行保管的。天津盐业银行与北京盐业银行关系密切，1928年盐业银行总行一度设在天津，因此溥仪存放在盐业银行抵押品，过期后就又可能变卖或处理。天津博物馆现藏的一对碧玉提梁卤(高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十分精美和珍贵，极可能是溥仪在津期间放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抵押品。

溥仪在津期间所散失的珍宝还包括他赏给近侍的一些东西。如他为酬答其师傅陈宝琛之外甥刘骏业而赏赐给刘骏业的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图卷》(此件归刘氏不久即归华北伪政权头目梁鸿志所有。随后转售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得)和《步辇图卷》，五代阮郜传世孤本《阆苑女仙图卷》三卷。当时还酬有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一卷等。从以上作品的 历史 性和艺术性来看，它们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瑰宝。当然，溥仪的酬答如此“丰盛”，与他当时也许并不了解这一点有关。所幸保管《步辇图卷》、《阆苑女仙图卷》的主人，没有转售给外人，解放后捐献给人民政府，后归故宫博物院庋（guǐ）藏。这也实属一场大不幸中的万幸了!

陪嫁送礼风俗

我认为，溥仪在清朝沦陷前偷偷运了76箱国宝，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将国宝运到天津，后来不断变卖国宝，使这些文物流落海外。

民国初期，溥仪等人仍生活在故宫。根据南京市临时政府和清政府代表商定的清代客房优惠待遇条件，溥仪等人也住在紫禁城。中华民国政府每年拨款400万泰尔白银，用于溥仪等的日常使用。换言之，这400万泰尔的银币也是一笔巨款，足足以让溥仪等人消费。不过，溥仪等人过去过着奢华奢华的生活。当时，全国政府财政状况紧张，无法按期缴纳?清室优待费?，所以往往收支不成。

我该怎么办？溥仪等人实际上想出了一种办法，悄悄地拿出故宫文物作为抵押品，向商家和银行借钱。据统计，溥仪等人向各大企业和银行借款100多万元。起初，这只是抵押贷款。后来，它简单地拍卖了皇宫里的金银、珠宝和古董。在筹备婚礼时，溥仪曾想拍卖国宝级文物?四库泉书?。只有当舆论强烈反对时。

溥仪等人随后偷走文物，卖掉了。不算。当时，溥仪等人知道迟早会被驱逐出故宫。因此，从故宫大规模转移文物开始。

怎么办？溥仪本人不敢将文物带出故宫，而是让哥哥溥洁走进故宫，陪他去学习。浦洁离开时，他偷偷地把文物拿走了。多年后，溥仪在《我上半辈子》一书中回忆说，这种走私活动几乎一天持续工作半年多，而运出去的古籍书画都是优秀作品。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溥仪等人被冯玉祥驱赶出北京。溥仪在日本大使馆住了三个月，然后离开北京来到天津日方租界的?张元?。

溥仪刚刚住在?张源?，想到那些从故宫偷来的文物。他想秘密把这些文物转给天津。不久，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溥仪将故宫文物**天津。

溥仪的表弟溥佳处理了此事。?把这些古董运到天津，费时不少。?。这些书画书，共70或80个大型木箱，体积和数量。进出火车站时，不仅要纳税，还要检查。碰巧当时的国税督察孙宝琪是扎然（清太子载真的兄弟）的公公。我找到扎然，说春王家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到天津，所以我请他委托孙宝琪带一本免检免税护照。正如预期，护照顺利办妥，我护送古董到天津，这些古董都存放在戈登路166号楼。?

算了，溥仪从故宫偷了76盒文物。这些文物具有重要价值，如历代皇帝形象、游车、廊源仙人等。它们也是国宝。溥仪在天津的生活依然奢华，他还得奖励他奉承晚清的追随者。钱从哪里来的？溥仪继续出售这些文物，使这些文物外流。

古人也因为嫁妆娶不起媳妇？古代结婚究竟要准备多少嫁妆？

陪嫁送礼风俗

　导语：一般来说，女方陪嫁的东西中细软居多。现在更多的是男女双方商量好，将需要的东西根据各方的能力分开来买，房子一般男方来买，装修好，像家具啦，被褥啦，由男方来置办。古代还有陪嫁丫环。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希望能讨个好的彩头，这样在嫁过去的时候起码心理会安心许多，在我国各地有风格多元的陪嫁风俗，女人嫁过去，娘家都会送很多寓意深远的陪嫁品，那么这些陪嫁品的意义在哪呢?

　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介绍：首先，戴结婚首饰主要还是要取它的好寓意，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认为戴首饰能够给人带来好运。而其次才是希望能通过首饰使自己在婚礼上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绽放人生最美丽的瞬间。

　在众多的珠宝首饰中，结婚首饰主要还是偏重于三种。

　珍珠

　珍珠是?美满?的代表珠宝。珍珠文化相当久远，无论东西方神话的传说，都把它视为吉祥宝物，从古代到近代的皇族、政要、名流都视珍珠为高贵、优雅的象征。在婚礼上送珍珠首饰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习俗，寓意?圆满?、?珠联璧合?。

　因此人们希望通过送珍珠，戴珍珠来期待圆圆满满，珠联璧合的好意头。圆润光洁的珍珠，不仅代表着圆满美满，也意味着爱情就如珍珠的诞生一般，是经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才走到婚姻的殿堂，寓意两人爱情经过包容、磨合后结晶成美丽珍珠的涵义，外延上更有彼此珍爱、呵护的意义。

　钻石

　借助?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语，钻石日渐被接受为表达?长久?的珠宝情物。

　黄金

　在传统中式结婚礼仪上，双方家长会各给新娘一对龙凤镯，龙凤镯有龙凤呈祥，佳偶天成之意，也是寓意?情比金坚?。

　中国女儿出嫁送嫁妆习俗

　送嫁妆，即发奁。女儿出嫁，首先要准备嫁妆。近代多流行于汉族某些地区。陪嫁由女方自备，其种类可分为铺陈、摆设、日用等物品，因世俗视嫁妆多寡而论新娘身份高低，故而一般人家不得不倾其所有，大事铺排，以争体面。陪嫁物多为衣服、蚊帐、被絮、澡盆、脚盆、洗脸盆(架)、提桶、木箱、木柜、屉桌、大桌大椅、小桌矮凳、火盆、木炭、茶具、餐具等，多者可达十余抬。为显丰厚，大件为2～4人共抬，小件也要2人合抬。

　由于物多人众，队伍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富户大族多有陪送田地、山林者。贫寒之家亦有由男方备办一部分陪嫁，事先悄悄送至女家，过礼之日再一同抬回男家的习俗。由于陪嫁丰盛，民间俗有?生崽满堂红，生女一场空?之说。

　旧时北京地区，女家收到男家的定礼之后，即将送来的龙凤喜饼、茶食点心分成若干份，装入食盒，给七姑八姨等近亲友好送去，告知陪送妆奁的日期，表示邀请。对于一般朋情，仅送去一张请帖就可以了。

　上书：?谨詹于?年?月?日为小女?于归之期，敬请阖第光临?等语。凡收到礼品或请帖的，都要届时送些礼品，给姑娘买些嫁妆，如衣料、首饰或鞋袜等物，谓之?填箱?。也有的送些礼金，装在红封套里。上书?奁敬?元?。

　女子出嫁要陪嫁，奁具名目繁多，其丰俭因女家贫富而异。1924年6月，顾颉刚先生在北大《歌谣》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罗列了光绪十五年(1889)苏州地区一场婚礼的?奁目?：铜、锡、瓷、牙、竹、木各式器具齐全，粗略统计，有箱子四只，面盆、脚炉、茶炊等铜器二十四件，汤盅、酒壶、茶瓶等锡器四十一件，茶碗、大盆、汤碗等瓷器一百三十五件，箱橱、妆台、浴桶等木器五十一件，丝箩、提篮等竹器六件，另有团圆镜等各式镜子，象牙筷等牙器及床上用品等多种。

　过去在湖北天门一带，女方陪嫁有?一堂一房?的规矩，即堂屋和洞房家具均由女方陪送，而男家过礼则须?整猪整羊?。于是，?一堂一房?、?整猪整羊?，成为当地小康之家过礼及陪嫁的标准。京山一带陪嫁，除居家用品之外，还流行陪送风车、水车、锄、镰、耙等农具。在公安等地，陪嫁中必有八把大交椅，专置于堂屋，以示娘家气派。

　随州习俗，嫁妆有三件头、四件头、五件头之分。每件均为双数，各件均系居家用品。竹溪一带则分为三抬、四抬、八抬乃至二十四抬。当地有?八抬猪，八抬羊，八抬嫁妆送姑娘?的俗语流传。

　新中国成立(1949)以后，传统的重嫁妆的观念和习俗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只是在五六十年代，物资供应极为紧张，条件较差，许多机关、事业单位都实行供给制，?彩礼?、?嫁妆?根本无从考虑，往往是两只单人床一并就成家了。即使在农村，多数青年男女也不刻意追求物质条件，有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具就可以了。

　购置嫁妆的费用仍是由姑娘的家庭支付的，但姑娘多年来靠自己的劳动，已为家庭攒得不少收入。如果新娘是在国营企业或是公社劳动成员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在父母同意的前提下，她会把工资的绝大部分用来置办嫁妆。在一般工人或农民家庭，嫁妆的内容和数量还和中华民国期间通行的标准差不多，主要是个人生活用品。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新的，装在两只木箱里。?嫁妆?已经成了男女双方为打造婚后小家庭生活，各自所作物质准备的代名词。

　上世纪7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尽管一些紧俏商品仍凭票供应，但已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重嫁妆的传统风气又开始抬头。?奁目?是一个时代生活水准的最直接的表征。当时有?三转一响三十六只脚?的说法，结婚成家要准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即所谓?三转一响?，还要准备双人床、衣柜、衣橱、床头柜、梳妆台、写字台、方桌及四把椅子，这些家具总共有36条腿，即所谓?三十六只脚?。

　即便是在北京郊区农村，嫁妆也讲究有?八条腿?，这指的是大衣柜和五斗橱这两件大家具。此外，还有电视机、冰箱、自行车、大座钟、手表、电扇、餐具、花瓶、瓷茶具、桌布、玻璃杯、化妆品、成箱的衣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男方家庭事先给了她一些礼金，使她有可能提前买到这些在农村里显得很阔气的嫁妆。

　民俗学者陈勤建先生曾三度参加上海郊区一亲友嫁女。1979年嫁女，农村经济刚好恢复，嫁女花费一千五百元;计有自行车、缝纫机、六条棉被和其它床上用品。1981年二女儿出嫁，花费三四千元，到1984年三女儿出嫁，大衣橱、五斗橱、沙发、自行车、电扇、洗衣机、电视机，应有尽有，外加十条彩被，二条鸭绒被及其它床上用品。

　嫁妆摆堂，整整放了两屋子。据说因电视机是黑白的，还特地在嫁女箱柜中放上数量可观的压箱钱。此事在当地热闹了几天，纪录很快被打破了。一位卖葱姜的女儿出嫁，专程从市区叫了二辆出租小轿车，越过黄浦江，在乡镇上兜风，酒席摆了三天三夜，嫁妆光彩被就有二十四条。要知道，这不是家招女婿，男家排场还没有算上。

　浙江、杭州一些地区所有的嫁妆中，一只红漆马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几乎是头等重要的。马桶叫做?子孙桶?，用马桶作象征物，显然一是因为它与官常常接近，二是因为这个桶状的.东西与妇人的孕育器官和生产通道相似。马桶中要放进枣子、花生、桂圆、栗子、荔枝，取?早生贵子?、?五子登科?之意，还有的用五只红鸡蛋放入马桶，亦取?五子登科?之意。送?子孙桶?不但是祝愿男家早日生子，而且男家亲友中如有久不生子者，也可以向主人要?子孙桶?中的红蛋和喜果吃。据说，吃了很快就会有喜，就会生男孩。

　许多地方俗规嫁妆不能称?送?，以避?送上门的货不值钱?之忌，故俗谓之?发嫁妆?。发嫁妆，是展示女家风采的最佳时候，故各地都盛行张扬和炫耀，流行着?亮嫁妆?的风俗，有些地方说是?摆架子?。

　广东人发嫁妆的情景火爆异常，铺张奢侈，炫耀而繁琐。出嫁前一天，女家就将嫁妆发到男家，做嫁妆的工钱由男家支付，曰?搬嫁妆?。豪门送奁，用大灯笼上写明?府送奁?或?府双喜?字样，向仪仗店雇佣人夫，将所有妆奁一一用红绳拴牢，或置于下柜(用以载乘物品，形同方桌)上，或以食箱盛载，或担或抬。嫁女的妆奁，应有尽有，从厅房中的家什、床上用品、衣服箱柜、厨房用具、便溺洁具、香案锡器，样样俱全。别具一格的是与嫁妆同行备有一份《奁仪录》，上面将所有陪嫁之物一一列录，以示慎重，丝毫也不怕繁琐。

　男家收到嫁妆，要对照奁仪录件件清点，并必须回一张?敬贮佳奁，禺子婿某某载拜?字样的红柬帖。《奁仪录》以绫裱面，起首二页是洒金红纸，其余每页都是红纸印金色间行。首二页通常写着?荆钗裙布?或?荆布家风?四字。再后是分类：锡器、银器、家什、顾绣、玻璃、花瓶、镜屏、时钟、箱笼、床铺被褥、卫生洁具等。豪门大户还有屋契、田契、当押招牌及侍婢等等。小户人家也有谷箩、米箩、食箱、刀剪、秤尺等。

　浙江金华、东阳一带，在迎亲日发嫁妆。喜日清晨，女家便把所有的嫁妆就一一搬到场院，从木制家具到竹器制品，从生活用品到家用电器，统统用红绸捆扎，上面放上松柏、万年青、红绿纸屑，扎成抬扛，排成队列，然后燃放爆竹，众乡亲闻声赶来围观评议，热闹非凡。吉时一到，媒人带领着男家派来的迎妆队到来，先将男家委托她带来?的利市红包送给女家，以支付女家掌厨、烧水、梳新娘头以及打发乞丐，再送上猪心、红烛等礼。这时，女方才举鞭炮，让嫁妆起程，发往男家。

　有趣的是媒人要肩扛数根翠竹，谓之?子孙竹?，在前领路，一路不停地放着鞭炮，张张扬扬，浩浩荡荡地前往男家。在湖州一带，当女家把嫁妆发到男家后，由男方根据嫁妆的多少，包?行嫁包?给扛嫁妆的人，然后把嫁妆件件摆开，陈列于堂屋中，放鞭炮，招呼亲友、邻里都来观看，俗称?亮嫁妆?。

　说起?亮嫁妆?之俗，以广西荔浦一带最为奇特。按当地俗规，亮嫁妆在洞房内进行，俗称?开嫁妆箱仪?。仪式在婚宴后，新人敬茶完毕举行，由舅爷(没有舅爷的由伯爷或叔爷代替)主持。准备开箱前，舅爷高唱：?左边箱，右边箱，金子银子亮堂堂?。唱毕打开箱子，一边拿出箱内的物品，一边高唱嫁妆名称。

　拿一件唱一声，每拿出一件东西都随带出一些撤在箱面上的纸钞、硬币，哨哨落地，满屋飞扬。在围观者的?喔!喔!?声中，洞房里呈现热烈的气氛，显示娘家的富有。舅爷把拿出箱的嫁妆交给一位专门接物的人，在洞房的床上、桌上、地上一一摆开，让众人观看一番，以示体面。

　箱中除值钱的细软之物，手工绣品、衣料、日用品外，还有几样必不可少的陪嫁物：一小扎火柴，一小包食盐，一小瓶油、醋、酱，以示新娘勤俭能干，治家有方，同时炫耀娘家赔嫁齐全，吃、穿、用样样不愁。

　上海南汇一带，在迎亲日前一天发嫁妆，有?填箱?之俗。按当地俗规，新娘的红绿被须由嫂子缝好，父母把陪嫁给女儿的被头、土布、衣服、头巾等一一递给阿哥、阿嫂，由嫂子打成铺盖放到嫁妆箱中，以示这些东西都是哥嫂同意后陪嫁给女儿的，以免日后家中产生矛盾，谓之?填箱?。

　然后嫁妆置于堂屋，点上红烛。男家迎嫁妆的人来到后先付女家请各种师傅的开销，而后由阿舅开始发嫁妆。首先发一只子孙桶，发时说，?一眼眼破家牲椰拿仔去(即一点点破东西你拿去吧)?，然后大家才能动手搬嫁妆。

　有趣的是，当地俗规嫁妆一不能挑，二不能抬，也不能扛，一律用手拿。拿了嫁妆出门后一定要朝东南方向走，半路上嫁妆不能转手又不能停，而且明显很轻的物件也要装出很重的样子;明明不远就到的，却偏偏兜远路走，俗称?兜青龙?，其实是炫耀炫耀，故意?摆架子?。

　结语：通过上面的介绍，想必大家都了解到了女人陪嫁用什么好了吧。我们很多女人都在想着怎样到男方家中不用受气，并且受到一辈子呵护。其实陪嫁是有很多作用的哦，而且每个地方的陪嫁习俗都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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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现代年轻人结不起婚，其实古人同样也有这方面的烦恼。古代婚礼要比现代婚礼麻烦多了，各种复杂的习俗简直能把人看晕，但导致古人娶不起媳妇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要准备的嫁妆实在太多了，一般穷苦人家根本就没这个条件。除了不用买房，其余的东西都要准备新东西，还有各种金银首饰，所以古人想结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结的。当然富有富的结法，穷也有穷的结法，主要还是看双方能不能接受，但一般最大的阻挠在父母一方，因为中国结婚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

《诗经·国风》中“以而车来，以我贿迁”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的卫国女子出嫁时的情景。大致意思是你驾着马快来吧，我带着嫁妆嫁到你家去。可见嫁妆这一风俗在先秦时代就有了。

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嫁娶风俗已经相当开放啦!结婚可以什么都不要，那就是裸婚;结婚也可以大张旗鼓，黄金遍体，如福建出现的“黄金新娘”。而在绝大多数的地区，普通人家嫁女儿，条件好的还陪嫁房子车子。这让一部分现代人哭晕在路上，男人娶不起，女人也大呼“嫁不起”啊。那古代的嫁妆有多少呢?大家伙就跟随我穿越到古代看看吧!

嫁妆到底是什么?

“嫁妆”，即娘家嫁女儿时送的财物，又称“奁具”“嫁资”。女方收了男方的聘金，而又不愿落下卖女儿的名声，娘家一般会追加资金为女儿置办日常起居所需的家具、器皿作为嫁妆。人们常用“良田千亩，十里红妆”形容嫁妆的丰厚，所谓“十里红妆”其实是指抬嫁妆的队伍有十里那么长，嫁妆十分丰厚、送嫁队伍又无比壮观的场景，也是指旧时富家嫁女的场面。有人算过，真正的“十里红妆”至少需要300-400人抬着嫁妆走在路上，场面之宏大，不是平头百姓所能仰望的。

在古代，儿子娶不起老婆的现象很常见，然而，也有好多普通人家的女儿因为“厚嫁”和重聘礼的习俗而无法及时出嫁。女子嫁不出去?那也真够不可思议的，为了所谓的“面子”，条件差一点的人家直呼嫁不起，嫁不起啊!(这一点倒和印度嫁女置办丰厚嫁妆有点相似)清朝时，乾隆皇帝曾专门下旨，赐给家境贫穷的宗室女“银一百二十两以为妆费”。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科普一下关于嫁妆的小知识：

1、嫁妆的所有权是谁的呢?嫁妆是属于新娘子的私人财物，婆家是无权动用和干涉的，如果要动嫁妆，必须得到媳妇的同意，媳妇如果不同意也是合理的。在古代，侵占媳妇的嫁妆是很恶劣的行为，对名声很不好。

2、女人去世后，嫁妆又该何去何从?女子的嫁妆只能由亲生子女继承，如果没有子女，则要由娘家后人继承。中国女子的财产继承权在汉唐时期就有，但宋朝开始受到限制，明清完全丧失。中国女子对娘家财产的继承就是通过嫁妆来体现的，所以如果她没有后人要返还给娘家，夫家其他人是不得占用的。

3、如果女人被休离或者离开夫家，嫁妆怎么办呢?嫁妆由女子带走，没有分割一说。

4、嫁妆都被干嘛用了?古代的现实生活中，如果女子太软弱了，那么部分恶婆婆会霸占嫁妆。这种事情如果有人告或传出去，婆家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嫁妆没有被霸占，那么古代女子通常用嫁妆来补贴家用(小家庭)，资助丈夫读书或经商，养育并传承给孩子，也有特别“贤惠的”还用自己的嫁妆给丈夫纳妾，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看完以上内容，倒是让人觉得古代的嫁妆制度颇有高明之处，规避了现代夫妻分割共同财产时相互厮杀扯皮的现象。

为什么要送嫁妆呢?

1.十里红妆表达了父母对女儿的拳拳爱意，以免女儿在夫家被轻视或受欺侮。咦!这不是拼爹吗?女方的爹提供越丰厚的嫁妆，女儿在男方家的地位越高。看来不管哪个时代的爹妈都不容易啊!

2.嫁妆是女家身份与财势的象征。送嫁妆可分为“送妆”与“迎妆”。“送妆”就是女家将嫁妆往男家送，除了抬妆的人外，女家会请几位亲友跟随照料，人数愈多代表女方家底愈厚。嫁妆抬到男家后，男家会请亲朋友好出来迎接，这叫“迎妆”。

3.十里红妆也是家族富有、地位显赫的一种炫耀。在古代，两家联姻，家与家的联合较男女结合更被社会重视，婚姻被作为壮大亲族、扩大权势的一种手段。宁绍一带在明清时期是商贾官宦云集之地，素有“无宁不成市，无绍不成衙”之说。商人虽然手握大量财富，但因“重农抑商”的习惯，政治地位向来不高，所以常常通过联姻来结交士大夫，藉此来提高自身的地位;另外，富商巨贾之间常世代联姻，以增强他们在商业活动中的竞争力。商人常鲜衣怒马，选妓征歌，以炫耀于人，唯恐其财富不为人知。能引起万人空巷及长久被人津津乐道的十里红妆，最能扩大联姻两家的影响，提高两家的社会地位。用现代的话讲，十里红妆是最好的商业广告，所以，婚事竞尚奢华，动辄花费万金来置办“十里红妆”。

古代嫁妆有哪些呢?

嫁妆可不是随随便便想送什么就送什么，每一个嫁妆物件都是有考究的，都有各自美好的寓意，常见的嫁妆一般包括以下：

痰盂：以痰盂作子孙桶，寓意女儿开枝散叶、儿孙满堂。

红尺：以红尺作子孙尺，有良田万顷之意。

花瓶：寓意花开富贵。

铜盘及鞋：寓意同偕到老，白首同心。

银包皮带：有腰缠万贯之意。

龙凤被、床单、枕头：祝福新人恩爱缠绵。

龙凤碗筷：有丰衣足食之意。(碗内放置一封利市，可取代嫁妆的72套衣服)。

再大件或考究一点的有以下几样：

拔步床

拔步床又名千工床。此床上有卷篷顶，下有踏步，前有雕花柱架、挂落、倚檐花罩组成的廊庑。这种床不仅冬暖夏凉，且在室内再造了一个多功能的、私秘性强的起居空间。这样像小房子一样的床，是古代富家女子嫁妆中重要的一部分。

闷户橱

从外形来看，闷户橱是条案与矮柜的结合体，上面是条案的样子，有的有翘头，有的无翘头，可以承置、摆放物品。案条下方是抽屉和闷仓，用以收纳、储藏物品。因是民间嫁女之家必备的嫁妆之一，民间又名嫁底。

樟木箱

樟木箱，也叫女儿箱，曾是姑娘们出嫁必备的嫁妆。江南大户人家，若生女儿，便在家中庭院栽种香樟树一棵，女儿到了待嫁年龄香樟树也长成。媒婆在院外只要看到此树，便知道该家有待嫁姑娘便可来提亲。

女儿出嫁时，家人要将树砍掉，做成两个大箱子，并放入丝绸，作为嫁妆，取“两厢厮守(两箱丝绸)”之意。

妆匣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在古人的世界中，早已将妆镜台作为了女子的象征，殊不知，妆镜台是寄托女子感觉的一个物件儿。这件家具是随女子来到夫家的，自然也成为了嫁妆中最有“情感”的一个。

子孙宝桶

子孙宝桶又称为子孙桶，里面有三件：马桶，脚盆，水桶。顾名思义，是保佑子孙万代，多福多寿的喜庆吉祥物，是姑娘们的嫁妆三宝之一，陪嫁时必不可少。

除了这些常规陪嫁，还有一些“骨骼清奇”的陪嫁，看看究竟是什么呢?

妾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嫁女都会让女儿的侍婢，即后来所说的“丫环”一起陪嫁，早期还会让妹妹跟着，一起嫁过去。这些陪嫁女子，夫家往往照收不误，纳为媵妾，这“媵妾”就是俗话说的小老婆。

陪嫁丫环的风俗，在古代颇为流行。成书于东晋年间的《华阳国志》中有这么一个记载：孔珪的两个儿子所娶的媳妇都是富家女，陪嫁来的侍婢便有七八个。一直到清代，陪嫁丫环的现象都还很常见，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她出嫁时丫环平儿便陪嫁进了贾府，后被丈夫贾琏纳为妾。

丧服、棺材板

据《余姚六仓志·风俗》记载，在过去浙江宁波慈溪一带，嫁妆中“必预备凶服”。所谓“凶服”，即办丧事穿的缞衣麻裙，是女儿在将来公婆去世时要穿的丧服。

在过去广东大埔一带也有“陪棺材板”的婚俗。据《民国新修大埔县志》记载，当地嫁女“铺排妆奁等物，多者或至新人夫妇百年后所需寿板均备。”

古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嫁妆，它便是“压箱底”。所谓“压箱底”就是以性生活内容的夫妻为模型，因为属于个人隐私，兼具辟邪作用，常放在箱子最下面，不常出示，故名。

看完这些，我们不禁感慨，古代嫁妆真的很丰富，而且也不比如今的“房子车子”容易。

不过结婚乃人生大事，再难也要去置办，谁让一生就此一回呢?时代越是发展，嫁妆也由爱情的温馨走向法律的尊严，由爱情的热烈走向结婚的标志，成为一种结婚的象征，一种结婚的符号。

其实嫁妆的多少，并不能决定一个婚姻的幸福与否。相反，或许正是那些简单、普通，但意义非凡的嫁妆，才能让我们永生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