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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木雕的白木雕刻

清朝末年，京城出了个大新闻：

著名收藏家潘祖荫集齐了西周时期两件最大的青铜器——

一件叫大盂鼎，一件叫大克鼎。

世说“海内三宝，潘有其二”，这“三宝”说的是清末挖掘出的三件青铜器——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潘指的就是潘祖荫家。

潘家是名门望族，潘祖荫的祖父就是状元，父亲也官至内阁侍读。潘祖荫是清朝著名的收藏家、书法家。他自幼极富天赋，涉猎百家，精通经史，23岁殿试得了第三名探花。

传闻潘祖荫一生钟爱收藏，做官赚的钱全用来买古董了，再加上世世代代200余年的积累，他的收藏之广、之多你往后读就知道了。

当时那两件惊动众人的传奇大鼎，一件是左宗棠送他的，一件就是他自己买的。

但是他晚年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膝下无子。

这像老天跟潘祖荫开的一个大玩笑。他一生攒下了一座“博物馆”，却没有一个人来继承。

那时候，潘家后代相继早逝，到潘祖荫临终前，他的后代，就只剩孙子辈的潘承镜刚过门3个月的妻子潘达于了。

那时的潘达于，才18岁。

两年后，潘祖年也撒手人寰，家中只剩潘达于一个女子。潘祖年去世时，拉着潘达于的手，只说了一句：你一定要好好看着这些宝贝，不要随便给人看。

那么问题来了，潘祖荫的遗产到底有多少呢？

潘祖荫去世后，弟弟去北京安顿他的家产，准备把他的收藏运往苏州老家，就近保管。

当时，青铜器和书画典籍足足装了4船，其中就有著名的国宝，大克鼎和大盂鼎。多年后，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曾经对潘家表示，“你们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

02

潘家是中华第一藏宝大户，尤其那两尊旷世宝鼎，更是海内外收藏人士梦寐以求的。这下家中没了男人之后，被各路人盯上。

潘达于每天的日常“事务”，最伤脑筋的就是应对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是花钱来收购，有的就直接来骗，这里面有太多故事。

清末权臣端方就曾对潘家人百般纠缠，想要“借”走两尊宝鼎。幸好，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成了断头鬼。

后来据说，还有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漂洋过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巨资外加一幢洋楼来换两个大鼎，被达于一口回绝。

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国民党在苏州盖了一栋楼，说要搞个展览，让潘家把两个鼎拿过来展出，潘达于意识到这可能是个，也婉言谢绝了。

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苏州，苏州城里的人纷纷逃到城外。潘达于随家人到太湖边的光福避难。

出去了，又心心念念惦记着两个大鼎，于是又折了回来。

1937年的那个中秋，是最黑暗的一个中秋。当时正是淞沪会战时期，日本人的飞机把苏州的电厂给炸毁了，苏州全城没有电灯。

潘达于只能借着漏到屋子里的微弱月光，在自己的两位亲戚和家中两位木工的帮助下，在后厢房地上挖开一个大坑，把打造好的木箱扛进来，把两个大鼎放进去，再放到坑里边，上面再用方砖铺好，把挖出来的碎渣土，小心翼翼地铺撒到院子里，不留下一点儿痕迹。

果然，攻陷苏州后，日本兵七次闯进潘家，掳走的财物无数，可是他们把潘家翻了个底朝天，硬是没找着这两件华夏瑰宝。

7年后，埋在地下的木箱的木头烂了，地上垮塌出来一个大坑。潘达于做了个很大胆的布置，她把大鼎又搬出来，放在后厢房，把破衣服、烂鞋子、空瓶子堆在上面，即使有人走过，看到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也不会去注意它。

就这样费劲千幸万苦，和各种势力斗智斗勇，潘达于保护着潘家的文物和这两个华夏大鼎，躲过了中国也是文物们最艰难的日子。

03

1951年，上海华东军政委文化部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 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 之观瞻及研究。”

已经神秘失踪了60多年的两个宝鼎再次现身，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喜出望外。那天，专家们激动的围绕在两个大鼎周围，神情中传递着兴奋。潘达于却不由地默默流了泪。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回馈给潘达于2000万元（旧币）的奖励和一张奖状。奖状上写着：

“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

她一分钱都没要，只留下了那张奖状，挂在床头50年。

守了一辈子的东西都交给国家了，她心里还是惦记。每次去上海，总悄悄去博物馆看看。

1980年2月，潘达于带曾孙在上海博物馆观看大克鼎

有一次小孙子问她：奶奶，咱们家的东西，为什么不放到家里，要搬到这儿来啊？

她淡然地回答说：放到这里好，第一，很安全，博物馆保管得好好的；第二，大家都可以看，多值。

其实要知道，当时并没有限制文物交易的法律，这些宝贝随便一件卖出去，都够支撑潘家富贵的生活世世代代。

1959年的时候，调令，把大盂鼎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大盂鼎和大克鼎分开了。

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潘达于经常能看到，但是她看不到大盂鼎，所以总是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这两个鼎像两姐妹，有个重逢相聚的机会。

这个愿望，她藏在心里50多年，直到2004年才说了出来。

当时，上海市文管会流散文物管理处许勇翔处长就马上跟中国历史博物馆商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用严密的安全手段，把大盂鼎运到上海。

在她100岁生日那天，上海博物馆为她专门举办了一个特别的展览。

100岁的潘达于，被女儿从轮椅上搀扶起来，围着展台转了一圈又一圈，用苏州话说着：

“真的一点儿也没变，实在太好了。我为它们寻到了好人家。”

04

在捐出大盂鼎、大克鼎之后，1956年，她向国家捐献字画99件，1957年、1959年又分别捐献出字画150件、161件……之后，她把潘家所有珍贵藏宝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而捐献文物时，潘家已并不宽裕。潘达于一生达观处世，对金钱看得极淡。孙子潘裕翼说：

“奶奶要给我做件衣服，都是拿旧的面料进行再剪裁，破了就补一补。直到现在我还留着奶奶做的衣服。”

她对后代的期盼也并非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她总说，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就很好、很实在。

很多人不理解，潘达于在最乱的世道里守了那些文物一辈子，把它们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怎么就在战争胜利后交出去了呢？

想想她的经历，也许起初只是因为一句承诺，要守护着它们，到后来，这些文物真的跟自己的家人一样。从1937年，她拿出1000大洋，给家里380件青铜器拍照片建档案开始，可能就把这380件青铜器，当成她380位女儿。

我们会卖自己的女儿吗？我们只会为她们找个好人家吧。

我们总说文物不是尘封的古董，更不是可用金钱衡量的商品，因为这里面有代代相传、从未淡却的悠久历史，和日积月累、牵动人心的传奇故事。

大克鼎、大盂鼎，是西周的礼制的印证，是中华礼仪之邦的起源，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器物，而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中华文明的见证。

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了解历史，还要去博物馆看看那些文物？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从何而来。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根，对自己的民族都不了解，就会陷入一种虚无主义，何来自信和坦然。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有一些东西消失了。因为很多年以后，没有人记得它们了，人也好，事也好，文明也好。

所以我们有那么多博物馆、那么多守护人，他们在守护的，是整个华夏的文明，是我们血脉传承的根。

如果今天的年轻人，连根都不要了，何以再谈自豪感。

大克鼎的守护，是潘家，而更多国之重器的守护，靠的是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许多年来，一代代的国宝守护人，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尝试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人对它们产生热情。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比如《国家宝藏》的播出。

去年年底央视一档叫《国家宝藏》的综艺节目火了，这部讲述文物前世今生故事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竟然在传说中二次元聚集地的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也说明文物和历史的魅力从未黯淡。

如今距离《国家宝藏》第一季收官，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更令人关注的是，如何将节目带给大家的深思延续下去，就像传承一件文物一样传承民族的文化。

于是一本《国家宝藏》同名书籍顺应而生，希望用这种传统的表达方式，记录下细节里的文物和它们的前世今生。

在字里行间里，没有明星和豪华的背景，有的是文物本身的全记录和珍贵清晰的细节展示。

故事里，细节中，是血脉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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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产品的造型全凭木雕艺人的“腹稿”，用凿子和斧头从粗到细直接雕凿出来的。50年代工业化生产，开始注意产品的设计工艺，并逐步将白木雕刻产品设计工艺分为小样设计、实样设计、图稿设计和彩稿设计。取料和净料工艺，早期也是靠手工操作，使用锯、刨、凿、钻等传统工具。建立合作社后，自制了剖料机、增添刨床、压床、铣床、钻床、圆锯机和垛胖机等木工设备。提高了取料、净料工艺标准化程度。雕刻、木工装配和油漆工艺自60年代后，在木工装配工艺中辅以冲床、刨床、铣床和砂皮机等木工机械，以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加工精度。70年代后采用树脂漆喷漆工艺，使原来油漆工艺得以改进。1974年又自制成功了槽榫机、轧头机、盖槽机、圆角机、砂皮机和断料机等。80年代后，上海艺术品雕刻一厂和六厂已有新型木工机械设备142台，机械化生产程度为40%。

1961年后，上海白木雕刻开始采用行业制订的白木雕刻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1982年，上海艺术品雕刻一厂的雕刻樟木箱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证书。 [红木仿明家具]

上海红木家具业原来只使用传统的凿子、刨子和锯子等手工工具。1956年组织起来后，改变了原来一家一户生产方式，通过开展技术革新，土法上马，先后自制成功断料机、打眼机、带锯、平刨、压锯和吸尘设备。70年代后，上海艺术品雕刻四厂先后从联邦德国、日本引进高速雕花机、砂皮机、靠模机、砂弓机和用于木材干燥处理的烘房设备。1990年，该厂共有生产设备74台（套）。 红木家具制作过程中，须用一些传统的手工工具，有雕工和木工的“乓”、“铮”和“磨面锉”等，这是保持工艺特色，其他工具不能代替的。1981年9月3日，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上海艺术品雕刻四厂，在参观红木家具生产的过程中，对这些专用工具很感兴趣，该厂将这3件工具赠送给他。

上海红木家具最早的质量标准包括产品款式设计、规格公差范围、木材含水率、雕刻图案纹样、产品结构的翘曲度、平整度、邻边垂直度、平行度和漆面光洁度等。产品质量检验方法采用木材干燥测试仪以及直尺、角尺等计量工具进行测试。1984年，上海艺术品雕刻四厂的“奔马牌”红木家具获上海市优质产品证书。 上海红木小件有瓶座、插屏、摆件、盆架、香几、龙头架、钟架、烟盒和书盘等品种，清末民初，已负盛名。其中以朝阳座子最为著名。朝阳座子是清末画家赵秋方设计，经艺人们不断改进，整个造型对称均匀，线条挺括，如意头玲珑流畅，为上海红木小件的代表作。民国9年，上海建立红木小件公所。30年代初，制作红木小件的作坊有100余家，分布在南市老西门至新北门一带，其中以福民街的陶永仁、乔源泰等作坊销量最大。上海红木小件从业者以江苏扬州和孟河人居多。当时红木小件作坊大都以单一工种独立出现，木工作、雕花作和漆作各自立门户，生产过程一般由木工作去店家接定货，选料制成木坯后，再发给雕花作、漆作加工，最后由木工作向店家交货。1954年，上海经营红木雕刻小件的有24家，都属家庭式小型作坊。1956年由分散的红木雕刻家庭作坊和个体手工业分别组成上海第二和第四十八木雕生产合作社，1958年合并改为地方国营上海第二木器雕刻厂，当时红木小件生产比较多的品种是雪茄烟盒、龙头台灯和各式摆件座子。1959年，红木小件产值达10万元。1964年，上海第二木器雕刻厂转为上海新艺木器雕刻合作工厂，1966年11月与雕漆屏风厂合并改名为上海艺术品雕刻二厂，并搬迁到上海县朱行路12号，新建厂房4000平方米。60～70年代，红木小件不仅恢复了一批传统产品，而且创作设计了一批形式多变、富有时代特色的优秀新品。在这期间上海艺术品雕刻二厂设计制作的各类以蔬菜、瓜果和昆虫等为造型的红木小件工艺品，有佛手盒、南瓜盒、白菜花插、秋虫竹节笔筒、三角形嵌螺甸金鱼组合果盒、竹节文房四宝、松竹梅笔筒和仿青铜器等红木工艺品，立意古朴，造型典雅，使人耳目一新，常被选为珍贵礼品赠送外国贵宾。80年代，上海红木小件在品种上增加了各类中小型香几和花几，以及“凤凰花插”、“天鸡瓶”、“瑞兽尊”等仿青铜器红木摆件。这期间，生产企业几经变动，上海艺术品雕刻二厂在1984年将专门制作红木小件的车间单独成立上海红木雕刻厂。1987年，上海红木雕刻厂又与上海艺术品雕刻二厂和三厂合并，改名为上海艺术品雕刻厂，职工80人，年产值1981年为70.9万元，1988年为156.5万元，1990年为128万元。

上海红木小件吸取和融合明清以来的造型和纹样，设计和制作工艺颇有特色。在造型和纹样设计上，除了运用青铜器图案外，还有刻玉图案、藻井、石刻、汉砖和瓦当等图案，其中较大量运用的有龙、凤、狮子、麒麟和异花瑞草、瑞鸟、祥兽等，显示出浑厚古朴的艺术境界。红木小件的选料、部件加工和拼接成坯十分讲究。尤其是拼接成坯采用的榫卯工艺十分讲究，用于平面拼接的有槽口榫、企口榫、燕尾榫和穿带榫等；用于横直、弧形不同角度拼接的有格肩榫、双榫、通榫和双夹榫等；用于特殊规格拼接的有托角榫、长短榫、抱肩榫和粽角榫等。各种榫卯都是产品形体构造的“关节”，要求做到“一拍即合”。红木小件雕刻镶嵌技法多样，有深雕、浅雕、透雕、阴刻和立体雕等。该厂80年代设计制作的“荷花烟具”构思灵巧，将盛放烟具的盘子雕成一片泛浮水面的荷叶，轻盈舒展，叶缘微卷，烟盒是一节造型优美的嫩藕；烟灰缸是一只花瓣刚凋的莲蓬，配合协调，整套烟具形成一幅完整美妙的画面。红木小件的上漆修饰工艺，与红木家具基本相同。

红木小件制作的设备、原料与红木家具相同。1990年，上海艺术品雕刻厂生产红木小件机械设备共有50台，机械化生产程度为35%，有些机械不能替代的工艺仍然依靠手工，以保持传统特色。

上海红木小件的木工质量要求榫卯结构正确，胶合密缝，锯刨标准误差不超过0.3毫米，外形误差不超过1毫米；雕刻质量要求形态生动、结构准确、层次分明、挺括光洁；漆工质量要求着色均匀、线条花纹清晰、漆色透明光亮。1982年，上海红木小件“螭龙盒”和“竹节夔龙文房用具”分别获中国工艺美术品优秀创作设计奖。1987年，红木小件“仿青铜器文房四宝”被轻工业部定为珍品，该产品已由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1988年，上海红木雕刻小件获轻工业部优秀产品铜质奖。

红木小件以出口为主，主要销售地区是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台等地区，出口额1981年为62.3万元，1988年为36.3万元，1989年为52.3万元，1990年为61.9万元。随着改革开放，来沪观光的中外游客日益增加，上海红木小件工艺品内销业务逐年增长，1981年为8.1万元，1988年为120万元，1989年为17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