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木箱二厂的发展历史-天津木制品包装箱厂

书架或称书柜是家具的一种。

书架由一些可以放置东西的架子组成，一般是垂直或水平的。

书柜一般指配有门的书架。

书架用来储存书籍。

在西方书籍还处于手写稿阶段之时，书的质量还很低，它们一般被保存在书的所有者(通常是的富人或神职人员)的小保险箱中，与主人一起旅行。

随着教堂或皇宫中的手抄版本书籍越积越多，人们就把书放置在架子或碗橱中，这些橱柜就是书架的雏形。

稍后的日子里，橱柜的门被省去，书架的进化即向前迈进了一步。

虽然如此，但当时书架上的排列方式仍与今天不同。

书被直接水平堆在里面，或是将书页开合的一面朝外竖直排放。

因此，人们开始在书的右边，而不再是书脊上，包上皮革、牛皮纸或羊皮纸，用来题写书名。

直到印刷术的发明，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拥有成本，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近书籍，并且在书脊上题写书名成为一种惯例。

在书架上，开始将书脊向外。

最早的书架通常由橡木制成。

橡木直至今日仍被认为是大型图书馆中最适合的书架。

书籍以竹简为传播媒介时，人们常把竹简卷起，存放入具有防虫功能的专用木箱内；而对于最近要阅读的竹简，有人则将它们罗列在木质架子上。

造纸术发明并普及之后，用纸做成的书被安排在木箱中或书架上。

古代中国的书籍以细绳装订，书脊上并无可供注明书名的地方。

因此书籍常被人们平行于水平面地摞在书架上。

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装帧技术和阅读文字的方向习惯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书籍的排列方法也向西方靠拢，最终与西方相同。

西方现存最古老的书架放置于英格兰牛津大学的图书馆中。

它们在16世纪末就置于此地，是现存的最古老的西方陈列架式平墙格书架。

人们曾试图在书架上添加顶檐和壁柱使书架看起来更有趣，但显然没有成功：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最杰出的木匠们也没能完成这一行动。

20世纪，用于大型公共图书馆中的书架多采用铁作为原料，例如大英博物馆中用牛皮包裹的铁书架；或是采用钢，例如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或是采用板岩，例如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姆图书馆。

排列规则

平行排列的书架一般说来，当今共有三种固定的书架排列规则：

（一）书架靠墙

书架与墙平行，书架背面靠在墙上。

（二）书架互相平行

每两个书架间仅留出一条窄道可供人员通过，这种排列方法适合于需要节约空间的公共图书馆。

（三）书架左边向外、右边向里地如壁橱般斜钳进墙体

这种排列方法不仅大方，而且很有效地利用了空间。

位于伦敦市的市政图书馆就采用此种排列方法。

（四）移动走廊式排列或高密度储存法。

这种排列方式通常被需要节约空间的图书馆采用。

方法是将书架底部装上轮子，并将书架互相紧靠在一起。

如用户欲取书，则用一个机械传动装置移开部分书架，在欲找的书所在的书架前形成通道，并让其他书架紧靠一起。

为了防止被地上的铁轨绊倒或被两个书架夹住的危险，这种系统一般配有电子传感器。

三星堆发现了前所未见的木箱子，这木箱子有什么特点

提供2篇文章供参考：

铅笔为现代人们文化生活中主要书写工具之一。

木杆石墨铅笔在16世纪时起源于英国。17世纪德国建成世界第一家铅笔制造工厂。18世纪法国人研究改革铅芯制造工艺取得成功，对提高铅笔使用价值得到重大突破，为近代铅笔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俄、日、美等国家相继建立铅笔制造工厂。19世纪末，德、日、美等国家的铅笔先后输入中国，霸占了中国的铅笔市场。

中国铅笔制造工厂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香港九龙由国人投资将英商经营的铅笔厂改建为大华铅笔厂，是为中国第一家铅笔厂。1933年又相继出现了北京中国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这两家工厂都不是全能制造厂。并且由于生产技术落后，都未能立足发展起来。

1933年吴羹梅留日归国，满怀实业救国的理想，发起集资筹建铅笔厂。他在场艺术中大声疾呼：“铅笔在各种文具品中占重要之位置而与小学生关系又切。查海关贸易报告，去年（1932）年铅笔输入我国者，达150万金单位之巨，区区铅笔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虽九龙已有我国唯一之大华铅笔厂创设，然持此一厂，抵制外货，力当未逮，此种工业实大有提倡发扬之必要”。吴羹梅和章伟士、郭子春等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艰难地筹措得5万元资金，坚毅地解决了厂房、技术设备、原材料等等难题，于1935年在上海创建成中国第一家能够自己制造铅芯、铅笔板、笔杆及外观加工的全能铅笔制造工厂。

在旧中国，国产铅笔要同外货铅笔竞争，挤进市场，困难重重，吴羹梅不畏缩，不气馁，顺应当时国人反日爱国情绪，全国广泛掀起提倡国货的潮流，将工厂定名为“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公司改组更名为“中国标准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铅公司”）。宣称工厂的产品是“中国技师、中国原料、中国资本”制造的。同时将“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八个字印在铅笔上，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促使国人使用国产铅笔。再国人爱国热忱的支持下，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的产品逐步挤进外货铅笔霸占的铅笔市场，取得一席之地。后又经过多方努力，将铅笔摆进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著名的永安、先施、大新等三大百货公司的文具柜台，提高了产品的身价和知名度，建立了产品信誉，销路日增，不仅在上海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而且逐步扩大了销售区域。远至云南、陕西、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及南洋（东南亚）泰国等地区也都有产品的足迹。

1937年国内外风云突起，“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火很快蔓延到上海、爆发了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日军侵略的“八·一三”淞沪抗战，铅笔厂地处国界，沦于炮火之下，被迫停工。为了不让呕心沥血所创建的企业沦于敌手，吴羹梅在职工们的赞同支持下，响应国民政府经济部工厂内迁的号召，决定将工厂全部拆迁内地大后方。工厂职工在敌人炮火威胁下全力以赴，首迁到武汉。1938年再迁到宜昌。1939年三迁重庆，川江水流湍急，装运机器的民船遇险，有十分之二的器材沉没于江底。三次迁移，艰苦危难，几濒绝境的铅笔厂终于在重庆立足生产，成为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在重庆期间，工厂两次被日机轰炸，炸毁车间、仓库，损失惨重。全厂职工在敌人*威下，没有卑下道、压垮，奋力抢修，坚持生产，承担起大后方独此一家铅笔厂应尽的责任。抗战八年中，制造了完全国货的铅笔5141.4万支，行销大后方各地，缓解了后方急需文化书写用品的燃眉之急。同时附属的中国标准锯木厂制造了大量抗敌前线急需的军用木箱，附属的中和化工厂生产大量军工所需的化工产品，为直接支持抗战事业尽了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吴羹梅当年就回到上海进行复厂筹备工作，1946年上半年即建成开工生产，为上海的内迁工厂首批从重庆返回上海复厂的企业之一。

复厂初期，面临美国铅笔大量倾销的严重威胁，又受到原在上海的长城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两大强大对手的剧烈竞争，致使工厂的生产经营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通货膨胀，物价无限飞涨，工厂卖出成品转瞬间补不进原料，只得饮鸠止渴，高利贷款，维持生产，形成了恶性循环，债务越来越重，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至1949年工厂已陷于半停工状态。工厂职工们在重重的苦难下，承受了痛苦和煎熬，顽强抗争，终于把工厂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成立后发展铅笔工业奠定基石。

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中铅公司在中国***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为新中国发展铅笔工业尽心尽力。1949年9月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将一套月产能力2万罗的铅笔制造设备作为投资与黑龙江省“公私合营哈尔滨企业公司”合资建立“公私合营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这是上海第一家私营企业与外地公私合营企业合资建厂，在当时的上海引起轰动，上海《商报》曾专门对此作了报道。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至今仍是全国铅笔行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之一。

1950年7月，中铅公司被国家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批准公私合营，成为上海轻工系统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从此企业进入崭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了新的历程。

合营后，职工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显著提高，看到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工程设计制图用的绘图铅笔需要量大大增加，而就中国从来没有规格齐全，品质过硬的国产绘图铅笔，因此大量使用的还是价格昂贵的美国“维纳斯”牌绘图铅笔等舶来品。职工们心潮迭起，立志要改变这种局面，试制高质量的绘图铅笔。经过数以百次的试验--改进--再试验--再改进，终于在1954年3月制造成规格齐全的高质量的“中华”牌101绘图铅笔。上市后深受消费者欢迎，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就此在我国市场上绝迹。“中华”牌101绘图铅笔是中国唯一能与国外绘图铅笔一争长短，国内产品无与匹敌的产品，在中国铅笔工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54年10月，上海铅笔工业合营合并，中铅公司改名“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一厂”。1955年6月再改名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一厂”（简称中铅一厂）。1956年1月国家将“公私合营中国铅笔三厂”（原创建于1937年的长城铅笔厂）并入中铅一厂。其后又并入“五华五金文具制造厂”和8家小业主单位。通过行业改组，扩大了企业规模，生产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产值、产量成倍增长。1957年工业总产值（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452.7万元，，笔1950年增长2.2倍；铅笔产量12188.98万支，增长2.18倍。企业规模成倍扩大，1957年固定资产（原值）82.8万元，比1950年增长3.55倍；职工人数691人，比1950年增加306人。合营前企业亏损。1950年3月企业负债总额高达人民币45亿元，资金周转极为困难。合营后，逐步还清债务，扭亏为盈。1957年利税总额达163.9万元，利润140.7万元。

1958年--1965年，连年不断开展各项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打乱了企业管理和生产秩序。产品质量时好时差，经济效益时上时下，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势头，但生产经济总体还是增长的。1965年主要经济指标与1957年比较：工业总产值（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316.2万元，增长1.9倍；铅笔产量32277.53万支，增长1.64倍；利税总额580.3万元，增长2.5倍；固定资产（原值）195.7万元，增长1.36倍。

这期间，还取得了两项显著成果：一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和向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对旧设备、旧工艺进行了全面性的改革改造。1956年改革采用回转筒烘芯机代替落后的手工烘芯工艺；60年代革新成功磨头，刨杆联合机等数以百计的技术革新项目接连投产。再加上1956年从日本引进三色印花机为样本消化翻版革新为四色印花机；1958年从西德引进200吨液压芯机等等先进设备，改变了原来技术设备落后的面貌，大批量出口"长城"牌铅笔和定牌铅笔。1959年申请注册专用于出口产品的“象”牌商标，大批量生产出口“象”牌铅笔，扩大了出口数量。到1965年出口产品交货量达到1.13亿支，占铅笔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为我国原是铅笔进口国转变为铅笔出口大国起了支柱作用。

1966年--1976年的“”，给中铅一厂带来了灾难，党组织一度瘫痪，一连串的所谓“斗、批、改”行动，不但让许多人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更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受挫。1968年所谓“精简机构”，废除了原有行政管理机构，彻底打乱了管理体制和工作秩序，造成了生产混乱，经济停滞不前的严重后果。

1979年中铅一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走上历史性的改革步伐，坚定地向前迈进。1981年至1983年经过恢复性整顿和建设性整顿，基本上治愈了“”所造成的企业管理上的创伤。

1984年在巩固企业整顿成果的基础上，加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培育和弘扬“谦虚、朴实、进取、向上”的企业精神，增强职工主人翁责任感，提高了职工队伍素质。全厂干群齐心协力，扎实工作，治理了“脏、乱、差”，厂容厂貌焕然一新，同时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促进了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双提高，获得了“1984年度局级文明单位”光荣称号。全厂职工步子满，不停步，瞄准“三新”目标（设备进一步更新，产品进一步翻新，效益进一步刷新），“三美”活动（生活设施美，厂区绿化美，职工心灵美），继续向上攀登，取得成效。1986年开始连年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光荣称号。

1985年8月推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全厂职工坚决贯彻提出的“企业要积极改革内部机制”的精神和要求，推进改革，努力工作，使企业进入飞跃发展时期。

其一、确立以市场信息为导向的产品开发体系。按照高档次、大市场、新技术的经营思想，组建产品开发中心，充分发挥工艺、技术装备以及专业人才的综合优势，投入少量资金，除了开发高档次、高附加值的热转印铅笔、镭射铅笔、荧光铅笔等外，1986年重点开发“爱丽丝”牌系列化妆笔，填补了国内空白，满足了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只经过短短的四年时间，就成为企业的第二大“拳头产品”。成为国内唯一生产系列笔型化妆品的企业。

其二、确立以国际市场竞争为主攻方向的营销体系。把竞争的最终目标定位在国际市场，采取巩固工贸关系，依靠主渠道出口；探索代理制，寻求新的出口渠道；在珠海经济特区办厂发展多品种出口等手段，千方百计扩大各类中高档产品出口，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到欧美、中东、中南美、非洲、东南亚、香港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额最高达到600万美元以上，在全国制笔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其三、针对老企业薄弱的生产技术装备，抓紧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陆续从西德等国引进技术设备30余台（套），使铅笔生产的每道关键工序都有国际八十年代初先进水平的关键专业设备，单机的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引进改造生产设备的同时，有计划的进行“细铅芯车间扩建”、“化妆笔中试车间”、“树脂细芯工艺设备引进翻版”等生产基础设施的改造和重点扩张项目建设，对改善现有生产条件，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能力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四、在立足本厂，巩固大本营的基础上，广泛开展跨地区、跨行业、不同体制的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了全民联营、国集联营、中外合资有限公司等三种不同体制的联营形式，提高了企业自我适应、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能力，发展了生产，增加了出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中铅一厂积极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使企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本实现了“产品结构由单一木质铅笔向多种产品”、“经营机制由生产型向经营开拓型”、“营销观念以生产为中心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销售渠道由单渠道向多渠道”等四个重点转移。形成木制铅笔14个规格，年生产能力5.3亿支；化妆笔2个系列，37个品种，年生产能力2000万支；活动铅笔3个系列，10个品种，年产能力500万支；细铅芯2个系列，20个品种，年产能力10抑制四大系列产品共同经营的多门类、多品种的综合性生产企业。

1990年全厂占地面积15194平方米，建筑面积20566平方米。拥有各类设备562台（套）。固定资产（原值）1571.6万元，净值1209万元。年末职工人数988人。工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6693.3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70158元/人，年利税总额2000万元，利润1304.5万元，人均利税突破2万元。主要经济指标始终列于全国铅笔行业之首。成为全国铅笔行业中规模最大，产量最高，品种最多，效益最好，声誉最佳的企业；也成为全国轻工重点骨干企业。1990年核定为铅笔行业唯一的国家一级企业。

企业并不因获得国家一级企业的称号而自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积极探索深化企业改革，加速企业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途径。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思考比较，择优选择，决策将国营企业转换为股份制经营机制。经过认真筹备，积极工作，1992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中国铅笔一厂改制为中外资金融合的"中国第一铅笔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进入了又一个奋发腾飞的新时期。

中铅一厂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风风雨雨的历程中，充满着艰辛与灾难，拚搏与奋斗，挫折与成功。中铅一厂的创始者与广大职工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用智慧，用心血为发展中国铅笔工业，创出了一个个伟绩，铸成了一座座丰碑。中国铅笔一厂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中国铅笔工业史册中。

穿梭时空 风起于青苹之末

中国是个笔的大国，这不光是说我们用笔的绝对人数之众，还应该看到，我们的先民用毛笔来书写，至少在1500年以上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玩意儿因为仍具实用价值而被人沿用至今，甚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观也有千年历史的鹅毛笔，如今除了被收藏做古董之外，谁还拿它派用场？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于此可见一斑。在城市，油灯被电灯消灭，日晷被钟表消灭，马车被汽车消灭，柴草被油气消灭……这是高低效率、效益对决的结果。

比较成熟的铅笔的历史，迄今不过二三百年；钢笔的历史也不长，才一百多年；圆珠笔的历史更短，仅仅走了半个世纪。钢笔革了铅笔的命，圆珠笔又革了钢笔的命，从结果来看，铅笔的功能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它依然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的书写工具而被广泛使用；圆珠笔的崛起，基本上把钢笔的功能覆盖了，但它对铅笔却表示了尊重。这是很值得关注的、有趣的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倾注了很大热情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问题。由于现代化的标志很难用某种单一的事物来定义或考量，所以，需要有一系列的代表性事件作为有力的旁证，其中尤以能深刻影响中国人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状态的事件为最有力。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上海工业整体起步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也是具有“现代化”意味的时期，中国铅笔工业的兴起正在其中。铅笔虽小，但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市民阶层的影响力，绝不在造船工业、化学工业之下,比如在学校等处,铅笔成了一时之选。因此，铅笔应该成为指标之一，就像拉链的出现，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一样。

有人说：一切事情都是从铅笔开始的，无论是时装设计师在衣服上做符号，一个战役的计划，还是一个核理论的论证，都是如此。我想，世界铅笔年销售总量达140亿支这个事实，足以使我们对这个曾被人用来指代“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事物的东西，肃然起敬。

◆剑箫

耳闻目睹 明天会更好

我18岁进铅笔厂做学徒。首先来到专门将石墨和粘土按不同比例加水混合制成笔芯的制芯车间。上头安排我当油芯工下手，帮着捆扎经机器挤拉和电炉烘焙过的笔芯，再人工（现在用机器）将笔芯浸入油脂中以使笔芯书写润滑。由于笔芯含石墨乌黑，上班干活一出汗脸便黑一道白一道的，那时年纪轻，觉得弄张大花脸很好玩。

后来因专门制作笔杆的制杆车间人手紧张，暂时借我去学开创杆机。一棵几人合抱粗的大树，通过锯、切等加工，制成五指宽的铅笔板，接着在板上开槽放入笔芯，最后把另一块铅笔板粘合上去，用创杆机将铅笔板割成一支支成型铅笔。

再以后调入成品车间操作油漆机，专给自然木材原色铅笔上五颜六色油漆。当时工厂虽已公私合营，但铅笔设备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仍很低，一部油漆机得配两个工人：一人站在机头控制机器添油漆；另一人守在机尾用手抱起大把大把铅笔放到对面传送带上（一支铅笔要漆十几遍方可出厂）。一个班头近百次抱下来腰酸背痛累得要命。就这样我整整当了两年下手。直至上世纪60年代，科技人员技术革新将老式油漆机改成转盘式使铅笔自动调头，才解放了一半劳动力。

油漆好的铅笔或印上各种花样或直接装上橡皮头、打上商标。如此，石墨、木材等原材料经过三个车间、几十道工序，终于制成一支支外观漂亮，能用来写字的铅笔了。

我在铅笔一厂工作了四十多年，亲眼目睹铅笔产量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上千万支发展到今天的十多亿支；当年的单层平房翻建成如今的五层楼房；人员从200余人扩大为2000人。我仅看到铅笔厂昨天的尾声，但我经历了铅笔厂的今天，我相信铅笔厂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闻勇（71岁）

过眼烟云 上海铅笔工业的昨天 依赖进口 洋笔风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识文断字，非得用笔。清末，“废科学、办学堂”等运动兴起，铅笔一类舶来文具开始出现在国人面前。那时候政府不重视铅笔工业，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缺乏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则瞧不起这种几个铜板一支铅笔的小买卖。结果，大量外国货毫无顾忌乘虚而入，其中数德国货最早、最多，施德楼（鸡牌）铅笔在19世纪末即已风行全国各地。然后日本货和美国货相继输入。至1925年前后，日货超过德国货居首位。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统计，从上海进口的铅笔数量每年至少以10%以上速率递增，仅1931年，进口铅笔花费的外汇达到949316元海关金单位（海关金单位为海关内部贸易结算货币，不流通市场）。1919年的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的反帝和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五卅”运动，对我国民族铅笔工业诞生起到一定催化作用。

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机械工业、造船工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均已略有基础，唯规模不大，只有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比较发达，经营范围较广。至于铅笔工业则处在萌芽阶段。1932年英商成立九龙大华铅笔厂；同年，天津卢开瑷在北平开设了中国铅笔公司；后来上海也开设了一家华文铅笔厂。北平和上海这两家铅笔厂都是从德国或日本购进铅芯、木杆和半成品铅笔，在国内加工成品。因缺乏技术力量，无力与洋货竞争，被迫于开工不久先后陆续停产倒闭。

铅笔制造 国内首家

1928年，抱着实业救国理想远赴日本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的江苏武进人吴羹梅，纵观日本铅笔工业发达以及国人对铅笔工业忽视乃立志献身这一事业。他大声疾呼：“区区铅笔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虽九龙已有我国唯一之大华铅笔厂创设，然持此一厂，抵制外货，力当未逮。此种工业实大有提倡发扬之必要”。为此，吴羹梅1932年毕业后直接到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实习，悄悄学会制造铅笔的全部诀窍和办厂知识。

1934年，吴羹梅与同窗、福建龙溪人郭子春，携手毕业于北平财商学院专攻经济的江苏常州人章伟士，在上海斜徐路（今日晖东路）1176号创办铅笔厂。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1935年10月8日，中国第一家自己能够制造铅芯和笔杆的铅笔企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正式开工生产，粉碎了日本人“即使到吴鼎（吴羹梅学名）二世，也造不出中国自己的铅笔”的预言。该厂生产的低档“好学生”、“小朋友”铅笔，中档“航空救国”铅笔，高档“鼎牌”铅笔在全国人民高涨的反日爱国情绪和轰轰烈烈的“提倡国货”运动中初步打开销路。接着乘胜追击，将当时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书写的“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印在铅笔上，并制成广告，广为宣传，以进一步激发同胞们爱国热情。

当年上海各大书局各大文具店所销铅笔，几乎十之八九都向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定制。此外交通部所辖之各邮电局、铁道部所辖之各铁路局，也均向该厂定制大批铅笔。1936年教育部通令全国教育厅教育局及各学校，一致采用该厂出品，而各校学生也都乐于购用。

民族工业 雏形初具

1937年5月，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江苏江阴人张大煜等，在上海长寿路635号创办了长城铅笔厂。该厂生产“长城牌”铅笔，营业蒸蒸日上。

“八一三”全面抗日军兴以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甘冒战火危险，不惜拆运损失，经历长途跋涉，三迁至大后方重庆生产。

1939年，章伟士、郭子春与吴羹梅分道扬镳，同一部分留在上海的股东及天津的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徐家汇路548号筹备上海铅笔厂。异军突起的上海铅笔厂称得上当初国内设备最完善的铅笔制造企业。日本三菱铅笔厂面对广受欢迎的“三星牌”铅笔恨之入骨，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进行要挟，均遭到上海铅笔厂拒绝。

至此，上海内迁到重庆的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上海的长城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构成中国民族铅笔工业雏形。

抗战胜利，吴羹梅返沪在东汉阳路296号复建中国标准铅笔厂。恢复生产后，上海三家铅笔厂产品畅销全国，远销南洋。铅笔充当国货输出海外市场先锋，实乃中国民族工业之荣耀。

1949年8月，吴羹梅积极响应***号召，以公私合营方式联合创办了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公私合营工厂。1950年7月，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批准公私合营，成为上海轻工系统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54年10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地方工业局批准，上海铅笔工业合营合并，中国标准铅笔厂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一厂；上海铅笔厂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二厂；长城铅笔厂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三厂。1955年6月，成立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原三家厂名中的“公司”两字去掉。1956年，铅笔三厂并入铅笔一厂。

从此，上海铅笔工业翻天覆地，跨入一个崭新、飞跃时代。 ◆徐鸣

相关链接 铅笔小史

古人以铅书字，谓之铅笔（民国24年5月第二版《辞源》）。而现代铅笔则由笔芯（石墨、粘土合成）、笔杆（木材制）组成。

公元1564年，英国人发明石墨矿。1565年英国人开始从石墨矿中精选石墨薄片，用木片夹起来使用，这算是最早的石墨铅笔了。因为用石墨代铅做成笔芯，其颜色较铅更浓黑。又石墨的外观有些像铅，故直到今天仍习惯称铅笔。

到1801年，德国出现世界上最早的机械生产铅笔厂。

二战后日本的发展史

与坑等宽的“木箱”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而其中放置的东西也让人深思。

近日，三星堆真的超级热闹！毕竟它将可能出现改写历史的各种文物；

而其中，一个前所未见的“木箱子”则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它到底有何特别的地方？为何会短时间成为焦点？

主要是这个箱子和墓地仿佛格格不入的存在，充满了神秘感。

一、三星堆发掘过程中，一个格格不入的木箱子引起大家注意

打开手机，几乎都是关于三星堆的各种新闻，三星堆到底是何“神圣”？

其实三星堆就是一个遗迹，最初的他就是当地三个土堆，却想不到成为历史的见证。

考古人员对三星堆的考究从未停止，他们一直觉得这个神秘的遗迹中有特别的存在！

幸运就是来得如此地快，一个神秘的木箱子成功吸引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根据视频可以了解到，这个木箱其实是出自于6号馆。

由于在土里面面埋藏比较久，其实木箱被发现时候早已经没有外表的花纹图文，研究人员也无法说出这个木箱到底是有何用途，他们简单地处理一下外表，就继续新的研究了。

二、坑等宽的“木箱”，仿佛是刻意被嵌入到坑中保护

这个看起来的木箱，仿佛是被刻意埋藏起来一般！

通过视频万平米会发现，其实“木箱”是放在一个跟坑等宽的地方；

它仿佛是被刻意隐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难道是为了保护什么吗？我们并不知道。

在看到“木箱”开箱视频后，网友的讨论更是让人乐开怀了：

网友A：看起来很像“封印”恶灵的盒子，现在被打开了！

网友B：可能是存放了特别的药草，现在都氧化了。

网友C：估计是个无聊的盒子，卡着拿不出来而已

……

不得不佩服网友的天马行空！真的让我们都惊讶了。

三、“木箱”发现奇怪物质，却还未能检验出具体的物质

对于这个特别的“木箱”，三星堆考古人员并不了解木箱的用途，但在木箱中意外发现特别的“物质”！

这段看起来黑色不规则的物质引起了大家的在意，毕竟它是能证实木箱用途的证据；

由于研究还需要时间，当地还未公开这团物质的组成。

它可能是普通的蛋白质东西，也可能是一些药草，更可能是让人振奋的东西；

作为观众的我们，就只能等待考古人员对相关物质研究发布后，才明白这个木箱存在的意义。

四、三星堆背负了网友的各种期待，都期待出现改写历史的东西

当然，总有人在看到三星堆“木箱”时候会觉得很猜疑，为何一个简单的木箱也会吸引大家的好奇？

甚至会引起好几天的热度不退？

因为，大家都对三星堆充满了好奇！

人类发展历史一直被更新，而我们更期待是“打脸”历史的各种证据；

特别是对于热爱外星文明的人群，则更是期待三星堆会有更其他的东西出现，让我们去相信外星生物的存在。

这个前所未见的木箱，因为与坑等宽而备受关注，大家都很好奇它保护了什么东西。

捏面人的历史起源是什么？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

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

早在1872年明治 *** 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 *** 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

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

"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

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 *** 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

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

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

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

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

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

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

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

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

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

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

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

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

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

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

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

""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

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

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

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

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

结论是这些文明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 *** 也派出了展览团。

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第二次教育改革.这次教育改革是继明治维新后进行的又一次全面、彻底的教育改革.通过教育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级科技人员,以及适应技术革新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为日本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我们不可不知：

《财经时报》推出的《二战期间日本掠夺亚洲国家黄金揭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这一报道来源于《黄金武士》一书。

这本由美国作家西格雷夫夫妇用18年时间收集资料，追踪案件，写就而成的《黄金武士》一书中披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掠夺价值上万亿美元黄金等财宝的骇人内幕，震惊世界。

书中讲述的“山下黄金”的故事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就一直在民间流传：当日本快要投降的时候，菲律宾的一些岛屿上，一群劳工还在地下没日没夜挖着不知何用的隧道。

几天之后，成吨的黄金和财宝被运往那里掩埋，永远地掩埋。

当那些工人刚要爬上地面的瞬间，一声巨响，然后便是一片寂。

一切成为永久的秘密，只留下一个叫做“金百合”的传说。

“传说”与史实之间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和官方的澄清，但按书中披露，中国无疑是那场战争中受伤害最大的国家，日本所掠黄金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中国抢去的，而东北地区是在那场侵略战争中被日军占领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地区，那么，那笔惊世骇俗的“山下黄金”中究竟有多少是从东北掠走的？日本究竟掠走东北多少黄金？

连续几日，本报记者寻访国内及东北有关专家、学者，并从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和当时最著名的民间银行――边业银行入手，试图揭开日本掠夺东北黄金之谜。

但所有被采访者一致表示，由于当年日本刻意掩盖这些事实，其所掠走的黄金等财宝要远远大于目前公布出来的数字。

一场疯狂的掠夺

沈阳地方志专家伯金地：东三省官银号内66万斤黄金被日军掠走

现在的工商银行沈阳分行沈河支行所用的建筑，就是百年前的东三省官银号的老宅，这幢屹立在沈阳城朝阳街长安寺巷上的老建筑前，石狮下一块石碑记载着东三省官银号的身世。

东三省官银号在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成立，鼎盛时期在全国设有分号99处，是当时东三省最大的地方银行，由东三省巡使张作霖操控，奉军六次入关都是以东三省官银号为经济后盾。

张学良将军在东北主政期间，正是依靠东三省官银号整顿了东北金融秩序，稳定东北币制。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关东军每到一处首先抢占的就是交通运输线和金融机关。

当时东北地区主要的金融机构有：东三省官银号，东北地方 *** 的官办银行，资本2000万元；边业银行，奉系军阀势力设立的，资本525万元；吉林永衡官银行，省 *** 的金库，资本1000万元；黑龙江省官银行，资本200万元。

四银行还在沈阳设立了“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以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

该四银号是东北金融界的决定力量。

“九·一八”事变次日，东北地区最大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占领，日本人如获至宝，在门口贴上“擅入者枪毙”的字样。

当日晚间，日军用载重汽车将官银号内的现大洋运走。

据后来沈河支行的资料记载，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占领，库内存有的66万斤黄金和200万元银元被日军劫走。

由于数字巨大，就连当时负责编写沈河支行门前石碑说明的赵建宏都对记者说，“我当时也有点儿怀疑，毕竟这个数目太大了。”此后，赵建宏也到省市档案馆查阅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权威和统一的说法。

见过当年东三省官银号金库的赵建宏说，地上和地下的金库共5个，每个达300到400平方米，“那是相当大的金库，也说明当时的财力相当雄厚。”赵建宏提供，66万斤黄斤这一数字，来源于从事沈阳地方志工作的伯金地的《东三省官银号始末》，而伯金地也是货币研究专家，当时赵建宏对此数字表示怀疑时，伯金地曾斩钉截铁地表示不会错的。

与赵建宏的初始怀疑相一致的是，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编写的《沈阳历史大事本末》一书对当年日本人从东三省官银号掠走的黄金记载为16万两，而有关媒体还有16万斤的说法，可以说相差很大。

但是直到现在，曾在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过的伯金地仍坚持“66万斤黄金”这一数字，“当年也是经过多方面考证的，而且数字来源主要是《奉系军阀的官僚资本》一书”，该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对当时的记载非常详细。”“日本占领东三省官银号时，张学良没来得及运走那么多钱币，根据奉系当时的财力，这个数字也是可能的”，伯金地说，“从史料看，当时日本人把一部分黄金运回本国，另外很大一部分则转移到长春，为伪满洲国筹备资金。”

百岁原边业银行老员工孙竞寰：7000两黄金不翼而飞

今年100岁的孙竞寰老人从1927年就在沈阳从事银行工作，他先后在张作霖的边业银行、日本人的伪满洲中央银行、 *** 开办的“中央银行大南门支行”工作过。

“其实，这几家银行都是一家银行，就在现在的大南门”。

孙竞寰记忆力很好，“边业银行是张作霖开办的，它与官方的东三省官银号都是东北最大的银行”。

“边业银行也对外”，孙竞寰说，1927年边业银行成立他就在这里工作，是负责存放款的组长，那时他才20出头。

孙竞寰说，“九·一八”事变之前，银行每天热热闹闹，生意很好。

为了巩固纸币的作用，银行从上海购买了7000两黄金，作为储蓄金。

“黄金装在7个大木箱里运来，每个箱里装1000两。”

孙竞寰说，这些黄金在日军进来前一直放在银行里，也没有被兑换。

当时的纸币是银本位的，100元可以换100块现大洋，但是不能与黄金兑换。

“九·一八”事变后，这家银行被日本人控制，改名为“满洲中央银行”。

孙竞寰也被调往牡丹江分行工作，直到1935年回来。

回来后他发现这笔镇店之宝7000两黄金已经不翼而飞了。

作为亲历日本统治下的银行工作者孙竞寰还目睹了日本在东北建立殖民地金融体系，统一币制，使东北的金融机关和伪币成为日本金融机关和日元的附庸，以便使日本垄断集团对东北输出资本，进行掠夺服务。

为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战争，伪满洲中央银行还大量积聚资本，集中投放给重要的产业部门，扩充军事工业，掠夺物资资源。

吉林学者李重：日本大肆掠夺我东北金银用于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日本为了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首先夺取东北的主要金融机构，即东北三省的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和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分行等金融机构。

除黄金外，关东军还抢走了张学良存在边业银行中私有黄金七八千两和古玩字画等。

有日本侵略者供认，从“四行号”中掠取的资金达1.4亿元。

这些银号的附属事业投资额高达3800余万元，亦全为日军掠夺。

民间的财富也未能幸免。

张氏帅府被占领。

后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从帅府洗劫的张学良家产装了两火车，运到北平试图交还给张学良，张学良怒不可遏地说：“这样待我，等于羞辱我，你把我的东西拿回去！不拿，我全在火车站烧了，羞辱你。

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三省，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四岛还大呢！”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14年间，在疯狂侵略中国的同时，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世界侵略史上极为罕见的掠夺与破坏。

日本为吞并东北四银号，垄断金融，控制国民经济，积极筹划设立伪满银行。

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总行、支行共128个单位正式开业，“满铁”的社员被充斥到银行进行监管，从此原有四银号被撤消。

伪满中央银行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国家银行”，是地地道道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是完全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银行，是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财富的工具。

伪中央银行受关东军的全面控制，它为关东军提供军费和筹集军需物资。

日本银行在伪行内设有参事室，监督该行的活动，实际上伪中央银行是日本银行的特殊分支机构。

日伪统治者利用伪满中央银行，实行残酷的货币、信用受理。

它参与制定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垄断货币的制造和发行，垄断东北的金融市场。

著有《伪满洲国货币研究》一文的长春学者李重说，侵华期间，日本大肆掠夺我东北金银及其他金属货币，一手收买东北所产之黄金、白银及现大洋等，再运往英美日各国，换取外汇购入战争之必需物资，资助日作战。

一项仍是空白的研究

专家称日寇掠走的黄金数量至今仍是个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卞修月，长期从事抗日战争人员及财产损失研究。

他向记者表示，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是空白。

辽宁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相关人员也表示，专门研究日本经济侵略造成东北财产损失的相关资料已很难查找。

二战期间日本到底从东北掠夺多少黄金？记者找到大量资料和有关专家都无从考证。

省委党校刘贵田教授说，现在已知的一个数字是，1941年日本侵略者运回国内的黄金数量为2300余万克黄金。

1937年至1940年是日本侵略者对伪满经济实行全面统制掠夺时期。

日伪统治者从1937年起实施产业开发5年计划，进行全面的经济掠夺，变东北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

在这个5年计划中，1937年计划开采黄金4230公斤，最终生产了3709公斤；1938年也是生产了3000多公斤。

为什么没有日本侵略者掠夺黄金的准确数字呢？“九·一八”研究会会长王建学教授认为，是日本侵略者有意销毁证据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查到的日本侵略者掠夺沈阳煤炭、钢锭、钢材、铝、液体燃料等物资的数字，也是不完整的，至于像黄金珠宝一样贵重的东西，属于绝密，只有当时的日本高层了解。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1931年前，日本掠夺的物资张作霖都能掌握。

因为物资只能从大连出口，通过满铁运输。

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发出经丹东走朝鲜釜山回国的通道，且日本已经控制东北，运输物资的数量以及运送什么则全由他们说了算。

王教授还表示，日本战败后还销毁了大量的文件记录，被掠走的黄金数量至今仍是个谜。

估计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亿

日本以技术立国，技术力是比GDP更加重要的指标。

GDP可能被地震一瞬间摧垮，如果技术力还在，则经济的根本还在。

如果技术力被摧毁，多大的GDP也会随风而逝。

至于什么是技术力，有很多指标衡量，如国民识字率，技术工人数量，各门类专业人才，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等，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图表来表示。

日本学者做学问时比较喜欢比较技术力，他们认为这才是经济的根、真正的经济。

日本和经济密切相关的有两个组织： *** 有个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还有个民间组织——产经联（经团联）。

产经联是由日本的大企业互相持股组成，实质上是日本 *** 的“ *** ”（关于产经联和日本 *** 的关系，我将在有关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章节中专门讲述）。

产经联里的大企业是日本的基干企业，是日本技术的精华，是日本经济的基础和骨骼。

产经联有个铁律：如果基干工业没有发育好，即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技术，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场需求也得等待。

如果谁敢破坏基干工业，求得暂时的生活改善也是对民族的犯罪。

基干工业出问题， *** 必须出钱修补。

产经联在1945年是如何使日本奋飞的呢？粮食不足，在产经联的操纵下， *** 得给学校派免费午餐，保障教育。

大量工人失业，不能使他们荒废，产经联就通过 *** 组织他们上山下乡去种树，还要组织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技术人员把技术储备转化为民用技术。

当基干产业还不完善，即“骨骼”没有发育好的时候，技术遭遇瓶颈，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产经联则坚决压制需求，坚持把资源投入重工业。

一面要组织人员攻关，同时向国外敲诈：“你如果不卖，以后就没得卖了。”产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坚决限制外国产品进入。

就这么“挺”着，让基干产业的“骨骼”逐步完善，产能逐步增长。

在此之前人民的消费需求只能耐心等待。

就这么艰难前行，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骨骼”逐渐强壮，一飞冲天，完成由蛹化蝶。

产经联不面对普通消费者，只对整个民族，规划整个民族经济的大厦和发展方向，给其他企业提供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是它决定了这个民族是一流工业国家还是刷盘子的角色。

*** 指出，中国要做超一流的工业化国家，打基础和骨骼非常重要，所以倾全力发展基干工业，发展各种尖端技术，抓紧后备人才培育。

整个操作手法与产经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产经联用资本，他用权威。

中国当时已经能够提供各种类型的消费品，但有技术瓶颈，产能受限制。

应该逐步攻关，并向外敲诈关键技术，人民继续忍耐，让消费带着工业“骨骼”逐步完善，艰难并痛苦地由蛹化蝶。

但是主流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则与这种方向背道而驰。

1991年，俄罗斯民族也开始了再出发的行程，但是抱着金山压断了脊梁，无数顶尖人才流落异国他乡。

清贫是可贵的美德，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本。

捏面人真正始自何时已不可考，但从新疆土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面制人俑和小猪来推断，距今至少已有一千三百四十多年了。

面塑艺术源自中国，南宋《东京梦华录》记载七夕时，汴京街头贩卖的果食，“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指的就是捏面，而中国台湾也有捏面人传统，多为配合传统节庆、庙会、祭祀礼俗而作，具有浓厚的民俗色彩。

扩展资料：

中国的面人艺术早在汉代就已有文字记载，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经营，可谓是历史源远流长，早已是中国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一部分。也是研究历史、考古、民俗、雕塑、美学不可忽视的实物资科，就捏制风格来说，黄河流域古朴、粗扩、豪放、深厚，长江流域却是细致、优美、精巧。

捏面人使用的材料，包括面粉、食盐、食用色素。现代捏面人也使用防腐剂、明矾，以防霉、防虫。其作法，先依比例将面粉、糯米粉调水揉成面团，加入色素，煮熟，冷却后加入适量的食盐，揉匀后即可进行捏面创作。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捏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