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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左三为蒋梦麟,前排右三为梅贻琦

西南联大寒酸的铁皮屋顶教室,在雨天噪音过大,振耳欲聋的雨声盖过了老师的声音,于是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这四个字,和学生一起将这种物质上的烦闷化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无问西东》里西南联大的段落,最为打动人心。事实上,抗战中有过搬家经历、“破破烂烂却精神抖擞”的,不独西南联大。为何现在一提起抗战中的大学,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西南联大,或者说西南联大“被怀念率”最高?

1.

悲壮的教育西迁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仅一个月,日军沿长江攻至湘水。三校只能继续南迁。由湘及滇,至边城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八年(1938-1946),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八年。正如联大校歌所唱:万里长征,辞别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其情之悲壮,令人感慨万千。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抗战烽火中,数十所大学有过搬迁拆合的经历。当时中央大学、西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的搬迁,也有不下于此的曲折和感人。

比如复旦先迁到江西,又迁到重庆。浙大则先由杭州迁至江西,又迁往广西,再又迁往贵州,两年多的时间,5次迁移,每次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很快复课。

最早搬迁,受损最小,一次落定的就是国立中央大学。1935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就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并专门到重庆考察学校选址,回宁后就赶制木箱。“八一三”轰炸,日本飞机在南京扔炸弹炸到中央大学的一栋楼,罗家伦马上就动手搬,他们搬得很干净,“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连医学院用于解剖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畜牧场的动物也都搬到重庆——当中有先期挑选一些“鸡犬图书共一船”地运到重庆的,也有后来在牧场人员的组织下,以游牧的方式,历时一年几千里长征到达重庆的。罗家伦说自己“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

南开校长张伯苓后来用“鸡犬不留”来形容两校境遇,“南开大学被日本人炸得鸡犬不留,而中央大学搬得鸡犬不留”,南开搬迁的时候,学校已没有太多可搬的东西了。

人们追怀彼时联大之盛,总常提及联大荟萃的一批大师级学者,如陈寅恪、钱穆、金岳霖、吴宓、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沈从文、华罗庚等。可若论综合实力,当时的联大远不如中央大学。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在整个战时,中央大学位于陪都重庆的地利优势,不仅各方面未被削弱,还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据1945年教育部统计,中央大学仅教授数量就是西南联大的两倍。在院系学科规模、教学成果和所享受经费方面,也远超其他各校。不过生活一样艰苦,学生常年只有一身衣服,缝缝补补犹如百衲衣,校长看不下去,给每人做了一套军服。

当时,西南联大在各方面都不占优势,尤其跟中央大学比不占优势。但是八十年后回过头来看,一讲到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大家追怀最多的还是西南联大。

2.

大师治校筑自由精神

联大吸引人的地方,也许在于它不可复制的构成,三所名校的精英凑在一起,在迸发矛盾的同时,也一定会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来。

今天人们提起联大,无不赞叹三校亲密合作、相得益彰。其实,联大成立初期,并不是毫无矛盾,各校都有自己的骄傲历史,有自己的独特校风,“文人相轻”在所难免。

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有矛盾,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钱穆在《师友杂记》中写到,当时,梅贻琦在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无意间有些偏向清华,引起北大师生的不满,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和校长蒋梦麟劝说大家,国难当头,以和为贵,这才平息下来。

联大成立后,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清华梅贻琦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事务,为减少摩擦,张伯苓和蒋梦麟采取“无为”策略,让权给比他们年轻的梅贻琦。张伯苓对梅说:“我的表,你戴着”,意思是“你代表我”,梅贻琦在天津读中学时张伯苓是他的老师,他尊重恩师的意见。后来张伯苓去重庆开办南开中学,蒋梦麟也去重庆另兼他职,梅贻琦成为联大实际的校长。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梅贻琦治校的一大特点是民主,推行“教授治校”,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每位都是学界翘楚,也就不存在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时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

从外部看,偏居西南一隅的地理条件,使得联大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当时中央大学离国民政府最近,有段时间,上面怎么说,它就只能怎么做,甚至有一度亲自担任校长,而西南联大远在昆明,国民政府对他的“教授治校”有些鞭长莫及。

3.

破破烂烂却精神抖擞

不只有自由,还有知识与精神的汇合。三校原来各自开设的同一门课程,在联大可以同时讲授,学生自由选择。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庸都研究《楚辞》,研究的角度和观点截然不同,于是两人都讲《楚辞》,唱起“对台戏”;历史系的中国通史课程,雷海宗、吴晗、钱穆三人同时开,三大名师打擂,学生大饱耳福。

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学生

名师主讲基础课,年轻教师开选修课,这是联大的规矩,为的是给学生打下扎实基础,继承清华的“通才教育”传统。而多个名师同开一门基础课,一是保障学术自由,二是加强竞争,因为选择权在学生手里,教授会更加注重教学质量。

学费经费匮乏,联大一度拆了铁皮屋顶卖钱,换成茅草屋顶。校长家过得很艰辛,梅贻琦的夫人不得不出售自制糕点、毛衣、围巾,以补贴家用。朱自清家中子女多,冬天只能披着蓑衣御寒。闻一多则以刻图章、兼职中学教师,以维持生计。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即便如此,教授们依然恪守学术,十分认真。陈寅恪每次上课,会早早进入教室,把主要的史料一字不漏地抄写在黑板上。当时,冯友兰先生任联大文学院长,他对陈寅恪非常钦佩。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总是跟在他身后,目送陈寅恪走上讲台,然后坐在台下听讲、做笔记。

杨振宁说,联大那几年,他在昆明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他那时念的场论,比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高深。

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联大无大楼,但有“大师”,终成大学之“大”。人们用“破破烂烂却精神抖擞”形容西南联大,以此与现在大学日渐富有,却日益世俗化、功利化形成对比,进而得出西南联大对中国大学的现实意义。

1938年,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4.

赤子之心、求仁得仁

因国土沦陷,南迁至昆明的联大人,曾一度将自己的境遇,与中国历史上“痛失中原,偏安江表”的三次南渡相比。烽火连天,国难当头,身在西南,常作中原望,“痛南渡,辞宫阙。望中原,遍洒血”,悲情切切。

联大的教授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却又接受过传统教育,在伦理道德层面明显留有儒家色彩,这个特征使他们要求自己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和更完美的人。

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是空军,在淞沪会战中牺牲,年仅25岁。得知噩耗后,张伯苓说:“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梅贻琦的一对儿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常说,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师生还是要以学术为重,以备将来之需,可当部队急需翻译和医护人员时,他让一对儿女都去参军。

联大学生,有人爱精神导师闻一多,爱其临危不惧,血性正义;有人爱学界宿儒钱穆,爱其在艰难时世,仍能靠回忆著成国史的大气。《无问西东》里的沈光耀和吴岭澜,正是联大学生这两种心境与抉择的写照。

当时联大学生中,像沈光耀那样投笔从戎的,有800之说,也有1100人之说。据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刻字,抗战以来从军学生834人。而据《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一书的数据,联大学生实际参军数在千人以上,其中14人为国捐躯。恰如林徽因那首著名的悼诗:这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

**《无问西东》中沈光耀的原型沈崇诲(中)

后来联大人的回忆,如历史学家何兆武、社会学界刘绪贻、文学家汪曾祺等,则更强调联大学术气氛浓厚,同学师长良善真挚。而我们瞻望西南联大,感其繁盛、慕其光辉,也是因为联大学子,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何兆武、任继愈等,正是我们现时文化秩序中的标杆人物。

西南联大因不可复制的历史而产生,又悄然隐匿,唯一证明它存在过的,除了历史,大概就是塑造了它、及其它所塑造的那一代人物了。而正因为我们无法去经历那样的时代,所以联大的魅力可能远远地超出了今天所有大学魅力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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