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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十三陵，是明朝十三个封建皇帝的陵墓。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县境内的燕山山麓。据京城约五十公里，总面积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这里自永乐七年（1409）五月始作长陵，到明朝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十三座金碧辉煌的帝王陵墓、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二位太子、三十余名妃嫔、一位太监（世系表）。是当今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有人要问，明朝十六帝，为什么叫十三陵呢？这要追述一下明朝的历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于南京，后葬于南京钟山之阳称“明孝陵”。第二帝朱允文（建文帝）因其叔父朱棣以“靖难”（为皇帝解除危难）为名发兵打到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有人说出家当了和尚，总之是下落不明（这在明朝历史上是一个悬案），所以没有陵墓。第七帝朱祁钰，因其兄英宗皇帝被瓦剌所俘，宫中无主，在太后和大臣的旨意下即了帝位。后英宗被放回，在心腹党羽的策划下，搞了一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又坐了皇帝。朱祁钰被害，英宗不承认他是皇帝，将其在天寿山区域内修建的陵墓也给捣毁了。而以“王”的身分将他葬于北京西郊玉泉山。这样，明朝十六帝有两位葬在别处，一位下落不明，其余十三位都葬在天寿山，所以称“明十三陵”。

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太行山起泽州，蜿蜒绵亘北走千百里山脉不断，至居庸关，万峰矗立回翔盘曲而东，拔地而起为天寿山（原名黄土山）。山崇高正大，雄伟宽弘，主势强力。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①；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这一优美的自然景观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风水宝地。

明十三陵，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陵又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陵墓规格大同小异。每座陵墓分别建于一座山前。陵与陵之间少至半公里，多至八公里。除思陵偏在西南一隅外，其余均成扇面形分列于长陵左右（见图）。这种依山建陵的布局也曾受到外国专家的赞赏，如英国著名史家李约瑟说：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他评价十三陵是“最大的杰作”。他的体验是“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沉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汇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英国城市规划家爱德蒙培根也高度评价了明十三陵的艺术成就，他认为“建筑上最宏伟的关于‘动’的例子就是明代皇帝的陵墓。”他指出：依山而建的陵墓建筑群的布局“它们的气势是多么壮丽，整个山谷之内的体积都利用来作为纪念去的君王。”他们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陵建筑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从而高度赞赏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十三陵从建成到现在已有四、五百年了，是历代帝王陵寝建筑中保存得比较好的一处。而且建筑雄伟，体系完整，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保护这一文物古迹，从解放初期就开始进行维修，并将十三陵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加以保护。1957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十三陵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公布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区为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1991年，十三陵被国家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1992年，十三陵被北京旅游世界之最评选委员会评为“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十三陵作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一部分，与陵区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形成一处风景优美文化内涵深刻的旅游胜地。

回答者：陈恒子 - 助理二级 4-15 18:34

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昌平县东北部天寿山下一个三面环山，向南开口的小盆地内，为明朝朱棣开始十三个皇帝的陵墓群。陵墓群包括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和思陵，统称为明十三陵。十三陵占地面积达40平方公里，是北京地区最大的古墓群，也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明十三陵规模宏伟壮丽。陵墓分布在盆地的东、北、西三面、南面两边有龙山、虎山把守陵门。十三座陵墓成扇形排列，各以一座山峰为背景，各由一组建筑组成，在绿树浓荫的自然风光衬托下，构成一幅壮丽的画卷。陵区前矗立着晶莹光洁、典雅严谨的石牌坊。进入牌坊不远即陵园正门，称大宫门。附近有碑亭、华表。门后为一条长达7公里的神道。道的两旁有石兽、石人。石兽有24座，共12对。其中，狮子，狮豸、骆驼、象、麒麟、马六种，每种四只，各二坐二立，石人六对，分勋臣、文臣、武臣三种，都是立像。它们用整块白石雕成，神态逼真，雄壮生动。

十三陵中以长陵和定陵的地下宫殿最著名。长陵为明成祖朱棣之陵，是十三陵中的主陵，也是十三陵中建造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园。定陵为明神宗朱翊钧之陵。发掘出来的地下宫殿犹如一座地下博物馆，游客在此可观看到明朝皇帝豪华的墓室，又可看到从地宫中出土的金冠、织锦、百子衣、凤冠、金壶、银、玉、瓷器等三千多件随葬文物。这些文物光彩动人，技艺精湛，为绝世珍品。

明十三陵是北京郊区的著名游览胜地，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明十三陵

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县境内的天寿山南麓，离北京市50千米。陵区为一面积约40平方千米的小盆地，东、西、北三面群山耸立，南面蟒山、虎峪山相峙而立，中有曲水环抱，山青水秀，不愧是一块“风水”胜境。众陵以长陵为中心，有一公共神道自南端陵门直达长陵。在长达7千米的主神道上建有石牌坊、大宫门、碑亭、华表、石像生、龙风门等建筑（这些不仅是皇威的象征，由此也用以造成谒陵气氛。十三陵中以长陵建筑最为宏伟，它与定陵一起，同为主要参观对象。

长陵

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寝建筑，梭恩殿亦称献殿、享殿，是长陵的主体建筑，是举行祭把的重要场所。长陵桩恩殿建于1427年，一分雄伟壮观，它耸立在三层汉白玉台基之上，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总面积为1956平方米，殿内有32根金丝捕木明柱，最大的直径1．17米，高14，30米。梁、柱、凛、椽、斗拱等构件，皆用楠木制作，虽历时五百余年，仍牢固如；日，香气袭人。它是我国最大的一座楠木殿堂。

定陵

是明神宗帝朱翊钧的陵寝，他10岁即位，年号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48年）。陵园规制仿照长陵。定陵地宫已于1956一1958年被科学发掘，现已修建成定陵地下博物馆。

地下宫殿由前、中、后及左、右五座高大宽阔的殿堂连结而成，全部是拱券式石结构建筑。在这些殿堂间共有石门七座。石门设计非常科学，由于其重心集中在轴部，虽重达4吨，但开启十分灵活轻巧。地宫的平面布局基本上采用“前朝后寝”的制度。前殿没有任何摆设，相当于宫前广场，中殿相当于前朝（即宫殿的正殿），内有三个用汉白玉雕成的“宝座”，呈品字形排列，座前各有一座**琉璃“五供”，即香、烛、花，还有青花云纹大瓷缸各一口，缸盛满香油，专供长明灯使用。左右配殿无任何随葬器物。后殿相当于寝殿，称为“玄堂”，是地宫的主要部分，为放置棺谆之处所。棺床中央放置万历皇帝和孝端、孝靖两皇后的棺，三具棺周围放有梅瓶、玉料及装满随葬金银玉器的红漆木箱26只，各棺停内也装有大批随葬物品。在定陵出土的随葬品中，皇冠和凤冠最引人注目。万历皇帝的金冠通体用极细的金丝编结而成，上嵌二龙戏珠。在精美的首饰中，万历帝的金簪可谓稀世之宝，答顶镶嵌着的食指大小的猫眼石光芒四射

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陵墓的总称，位于北京市西北约44公里处昌平区天寿山南麓，陵区面积达40多平方公里。从1409年营建长陵到清顺治初年营建思陵，长达200多年间依次建有长陵（成祖）、献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宪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庆陵（光宗）、德陵（熹宗）、思陵（思宗），故称十三陵。陵内计葬有皇帝13人、皇后23人、皇贵妃1人以及数十名殉葬皇妃。十三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寝建筑中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古墓葬群，建筑雄伟，体系完整，历史悠久，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明朝崇尚“事如事生”的礼制，认为人后，灵魂犹在，还有饮食起居的需求。因此，这十三座皇帝的陵寝建筑比拟皇宫，显示了帝王的尊宠地位和君临天下的浩大气势。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

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区域的设置，早在战国中期就已出现。到了唐宋时期，出现了相对集中又各自独立的皇家陵园群落。而明十三陵的特点在于它第一次体现了中国皇家陵寝建筑群的整体性。每一位皇帝的陵墓虽有各自的享殿、明楼、宝城，但陵区之内，长陵神道成为一条贯穿各陵的“总神道”。共用的石牌坊、石刻群，加上各陵尊卑有序的布葬方式，使陵区的建筑紧密相联，形成了一个整体。

明十三陵自然环境具有青山环抱、明堂开阔、水流屈曲横过的特点，而各陵所在位置又都背山面水，处于左右护山的环抱之中。这一陵址位置的经营方式与建在平原之上的陵墓相比，其自然景观显得更为赏心悦目，更能显示皇帝陵寝肃穆庄严和恢宏的气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评价说：“明十三陵建筑价值极高，长陵的楠木殿其规模是全国唯一的，石雕精湛，明十三陵无论是从建筑形式，还是建筑结构，或建筑艺术上看，是明代建筑的实物历史。”

来自德国的游客在定陵参观石雕

在各陵中，仅定陵于1956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他陵寝墓室建筑均保存完整。各陵陵前的神道，主神道的石牌坊、大红门、神功圣德碑亭、石像生、龙凤门等主要建筑都保持原来的风貌。明朝时陵宫内外及神道两旁栽植的大量松柏，现在仍长势茂盛。陵区内的妃子坟、太监墓虽于清末时相继被垦辟为农田，但其地下墓室仍保存完好，地上陵寝建筑存有残垣断壁及部分石雕。

2002年8月，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官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李相海对明十三陵进行考察时认为，明十三陵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在世界某一文化领域内对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能为一处已消逝的文明提供独特的见证。作为一种类型的建筑群，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明十三陵的布局经营，在满足礼制功用的同时，与山川、水流等自然环境因素密切结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并对清东陵、清西陵的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各陵除面积大小、建筑繁简有异外，其建筑布局、规制等基本一样。平面均呈长方形，后面有圆形（或椭圆形）的宝城。建筑自石桥起，依次分列陵门、碑亭、祾恩门、祾恩殿、明楼、宝城等。各陵原设有“监”，专司祭祀扫陵之事，现仅存德陵监监墙。陵区内还曾建有妃子墓七座、太监墓一座和行宫、苑囿等附属建筑。

十三陵长陵神道两侧的石象坊

十三陵以地面建筑宏伟的长陵和已发掘的地下宫殿定陵为最著称。整个陵区原来四周都有陵墙，正门开在南端，蟒山、虎峪嵯峨两侧，好似一龙一虎踞守大门。从明永乐七年（1409年）修建长陵起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修建思陵止，二百多年间都被定为禁地，驻有陵卫。长陵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寝建筑，横恩殿亦称献殿、享殿，是长陵的主体建筑，是举行祭祖的重要场所。长陵被恩殿是我国最大的一座柄木殿堂。定陵是明神宗帝朱翊钧的陵寝，年号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48年）。陵园规制仿照长陵。定陵地宫已于1956年至1958年被科学发掘，现已修建成定陵地下博物馆。昭陵在明十三陵中位居第九，昭陵的建筑有其独特的地方，是明十三陵中地面建筑最完整且最具代表性的陵寝建筑。

十三陵于1957年成为北京市第一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与八达岭长城同列为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2003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将十三陵和南京明孝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明清皇家陵寝分布于北京、河北、辽宁、安徽、江苏等地，是中国明清两朝皇帝陵寝建筑群，按照严格的等级规制营建，具有完整的地上、地下建筑体系，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建筑华美，工艺精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的丧葬制度。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并将明显陵、清东陵、清西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十三陵石牌坊

石牌坊：在十三陵神路最南端。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建。为汉白玉砌成，面阔五间，六柱十一楼，宽28．86米，坊高14米。夹柱石上雕刻麒麟、狮子、龙和怪兽，云腾浪涌，神态逼真。门上端额枋上雕刻的云纹，给人以柔美飘逸之感。这座晶莹光洁的牌坊是中国现存最大、最早的石坊建筑。

石像生：在十三陵大碑楼至龙凤门的神路两侧。有石兽二十四座（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各四，均二卧二立），石人十二座（武臣、文臣、勋臣各四），为明宣德十年（1435年）整修长陵、献陵时雕造。均用整块巨石琢成。

棂星门：俗称龙凤门。在十三陵石像群以北的神路上。是一座汉白玉石牌坊。门南向，三门并排，其间联以红色短垣，柱头的云板和异兽，构成门上的装饰，结构奇特。三门额枋中央，都有一颗石琢火珠，故又称火焰牌坊。

长陵棱恩殿

长陵：在天寿山主峰下。是明成祖朱棣和他皇后徐氏（十三陵中第一个入葬的人）的陵寝，为十三陵中最早和最大的一座。建成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整个陵园用围墙环绕，分为三个院落，包括陵门、神库、神厨、碑亭、祾恩门、祾恩殿、棂星门、宝城、明楼等（现部分建筑已不存）。宝城砖砌，圆形，直径约340米，周长1公里多，上有垛口，形似城堡。内为高大的封土，封土下面就是地宫的位置。宝城南面中央有门，可沿磴道上达明楼。楼呈方形，四面辟券门，中贯十字形穹窿式天花。顶为黄筒瓦重檐歇山式，檐下榜额书“长陵”二字。楼正中有碑一座，额篆书“大明”二字，碑身刻“成祖文皇帝之陵”。除陵园本身外，还有东西二坟，东坟在德陵馒头山南，西坟在定陵西北，坟内分别埋葬十六个为朱棣殉葬的宫妃，因其坟形如深井，故名东井、西井。祾恩殿：在长陵第二进院落内。即享殿，是祭陵时行祭祀典礼的处所。明嘉靖年始定此名，意谓感恩受福。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黄瓦红墙，重檐庑殿顶，坐落在绕以汉白玉护栏的高约3米的三层石台基上。面积1956平方米。殿内有十二根金丝楠木明柱，最大的直径1．17米、高14．3米。梁、柱、檩、椽、斗栱等构件，也用楠木制作。历时虽有五百余年，仍安固如初。这样宏伟的楠木建筑物，在中国已绝无仅有。

永陵：在长陵东南阳翠岭下。是明世宗和他三个皇后的陵寝。其规模不及长陵，但构造精美细致。陵为三进院落，享殿七间，两庑配殿各九间。明楼保存较完整，为十三陵之冠。墙垛用花斑石砌造，斗栱、飞椽、檐椽、额枋都为石雕，宝城垛口和两侧通道也用石砌。清初学者王源曾赞其“玓瓅磷磷烂烂，冰镜莹洁，纤尘不留，长陵莫逮”。享殿现已不存，唯残基上留下一块陛石，上雕龙凤，剔透玲珑，栩栩如生，是明代宫殿雕石的杰作。

定陵：在长陵西南大峪山下。是明代第十三帝神宗朱翊钧和他两个皇后（孝端、孝靖）的陵寝。万历十一年（1583年）朱翊钧趁祭陵之便，带领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等在天寿山亲自选定陵址，确定建陵规制。次年动工，历时六年，役使军匠、工匠达三万余人。主要建筑有陵门、祾恩门、祾恩殿、明楼宝城、宝顶和地下宫殿。除明楼、宝顶外，其余建筑屡遭破坏。祾恩殿原面阔七间，清兵入关后被毁，乾隆五十年（1785年）修缮，改为五间，民国初年又遭火焚，仅存遗址。明楼为黄琉璃筒瓦重檐歇山顶，檐下榜额书“定陵”二字。四角及台阶都用巨石拼砌而成，枋、椽、斗栱也用石雕，加饰彩画，坚实美观。明楼内的石碑，额篆书“大明”二字，碑身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两侧的宝城，为一圆形城墙，长约750米，砖砌。垛口仿永陵用花斑石垒砌，清时已毁。陵院内外，原建有宰牲亭、神库、神厨、朝房、神马房、神宫监等。地宫位于明楼的正后部，是陵墓的主要部分。1956年5月进行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揭开了地下宫殿之谜，为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地下宫殿：定陵地宫是十三陵中唯一开挖的地宫（截至1997年）。在定陵明楼的正后部，距墓顶27米。总面积1195平方米，全部拱券式石结构，由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宽敞的殿堂联成。前、中殿为长方形甬道，后殿横在顶端。前、中、后三殿之间各有道石券门，其檐、椽、枋、脊、吻兽均为汉白玉雕成，檐下有空白石榜。券门下是两扇洁白的汉白玉门，高3．3米，宽1．8米，重约4吨。门扇上均横以青铜铸成的长方形大梁（称管扇），宽84厘米，厚30厘米，重约10吨。石门制作工整细致，设计科学合理。门内有顶门用的“自来石”，通高1．6米，两端刻莲瓣。前、中殿长58米，宽6米，高7．2米，全用“金砖”（大型方砖）铺地。中殿是陈设祭器的殿堂，内置帝、后的三个汉白玉石宝座及点长明灯用的青花云龙大瓷缸和黄琉璃五供。左右配殿为石拱券无梁建筑，长26米，宽6米，高7．1米，中有汉白玉垒起的棺床，棺床上面用“金砖”铺砌，中间有长方形孔穴，内填黄土，称“金井”。后殿为地宫中最大的殿，长30．1米，宽9．1米，高9．5米，地面用磨光花斑石（石＋曼）砌，棺床中央放置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后的棺椁，三具棺椁周围放有玉料、梅瓶及装满随葬器物的红漆

新华网北京7月4日电（记者李京华孙晓胜）明朝皇帝的视野没有越过长城，而当他们安葬在京郊天寿山南麓几百年后，这些早已远去的背影却吸引来全世界的注目。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已做出决定，北京十三陵和南京明孝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明十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陵墓的总称，位于北京市昌平天寿山麓。从1409年营建长陵到清顺治初年营建思陵，长达200多年间依次建有长陵（成祖）、献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宪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庆陵（光宗）、德陵（熹宗）、思陵（思宗），故称十三陵。陵内计葬有皇帝13人、皇后23人、皇贵妃1人以及数十名殉葬皇妃。

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

明十三陵自然环境具有青山环抱、明堂开阔、水流屈曲横过的特点，而各陵所在位置又都背山面水，处于左右护山的环抱之中。这一陵址位置的经营方式与建在平原之上的陵墓相比，其自然景观显得更为赏心悦目，更能显示皇帝陵寝肃穆庄严和恢宏的气势。

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说：“明十三陵建筑价值极高，长陵的楠木殿其规模是全国唯一的，石雕精湛，是明代建筑的实物历史。”

为保存十三陵独特的景观，近年来北京市已耗资1．7亿元对陵区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整治。据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副主任聂友义介绍，预计在2008年前，还将斥资4亿元，完成7座残破陵寝的修复工作。

此次申报世界遗产得以成功主要在于十三陵良好的保存状态。在各陵中，仅定陵于1956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他陵寝墓室建筑均保存完整。各陵陵前的神道，主神道的石牌坊、大红门、神功圣德碑亭、石像生、龙凤门等主要建筑都保持原来的风貌。明朝时陵宫内外及神道两旁栽植的大量松柏，现在仍长势茂盛。陵区内的妃子坟、太监墓虽于清末时相继被垦辟为农田，但其地下墓室仍保存完好，地上陵寝建筑存有残垣断壁及部分石雕。

明十三陵的布局经营，在满足礼制功用的同时，与山川、水流等自然环境因素密切结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并对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清东陵、清西陵的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完）（来源：新华网）

我给你把资料整合了一下

怎么评价于成龙？

华东还是蛮大的，不知道你具体指那里？就分别讲好了。１.上海: 包括服装、鞋帽、玩具、食品、化妆品、文化用品和其他中高档生活用品在内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 以及城隍庙五香豆、梨膏糖、南翔小笼馒头、龙华水蜜桃、枫泾丁蹄等传统特色商品．２.江苏: 苏州苏绣、檀香扇、豆腐干, 无锡惠山泥人、肉骨头、金刚肚脐、小笼馒头、油面筋、水蜜桃, 常州梳篦、萝卜干, 扬州漆器、酱菜, 昆山熬鸭、奥灶面, 宜兴紫砂陶器, 百合, 南京板鸭、雨花石, 苏式月饼, 常熟叫化鸡, 阳澄湖大闸蟹, 太湖银鱼, 镇江香醋、肴肉, 淮安麻油馓子, 洞庭山枇杷、杨梅、早橘、碧螺春绿茶、阳羡唐贡茶、洋河大曲、双沟大曲．例如, (１) 苏绣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 (２) 惠山泥人始於明代, 代表作为＂大阿福＂；后來＂大阿福＂也成了惠山泥人的同义词． (３) 麻油馓子清代曾为贡品, １９３０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得奖． (４) ＂金刚肚脐＂现名惠山油酥, 原系明皇宫御膳食品, 明亡时, 皇室后裔南逃, 流传到无锡．３.浙江: 杭州丝绸和织锦、杭菊、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天竺筷、西湖绸伞、西湖藕粉、西湖莼菜、西湖醋鱼、东坡肉、片儿川面、虾爆鳝面、龙井茶、黄岩蜜橘、金华火腿、富春江鲥鱼、绍兴黄酒、绍兴干菜、昌化山核桃、枫桥香榧、超山梅子、萧山杨梅、长兴白果、平湖西瓜、南湖菱、嘉兴粽子、宁波猪油汤团、奉化水蜜桃、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宁波草席、善琏湖笔、温州瓯绣、顾渚紫笋茶、天目山青顶茶、 (天台山) 华顶云雾茶、普陀佛茶、雁荡毛峰 (茶) 、莫干黄芽 (茶) ．例如, (１) 莼菜是水生植物, 含丰富蛋白质、维生素C 和微量铁质, 西湖莼菜汤是杭州名菜． (２) 绍兴老酒有元红、加饭、善酿、香雪、花雕五大品种． (３) 吴兴县善琏镇为文房四宝之一——湖笔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地． (４) 长兴顾渚山与江苏宜兴茶山 (后称唐贡山) 相连, 在唐朝时同产贡茶． (５) 平水珠茶为浙江独有品种, 产於绍兴平水镇． (６) 宁波草席有麻筋硬席和纱筋软席两种．其中白麻筋席最为有名．４.福建: 福州脱胎漆器、福州纸伞、泉州木偶头、漳州水仙、梦云大名果、福橘、龙眼 (桂圆) 、荔枝、香蕉、枇杷、菠萝, 源和堂蜜饯、武夷岩茶、龙岩沉缸酒、文昌鱼．例如, (１) 武夷岩茶为乌龙茶类．有＂铁观音＂、＂大红袍＂． (２) 文昌鱼仅长寸许, 但为中国名鱼, 有＂活化石＂之称．５.山东: 济南羽毛画、潍坊风筝、潍坊布玩具、淄博陶瓷、青岛贝雕画、花生、阿胶、孔府食品、莱阳梨、肥城桃、烟台苹果、德州扒鸡、青岛啤酒、崂山矿泉水、烟台红葡萄酒、金奖白兰地、味美思．６.江西: 景德镇瓷器、龙尾砚、吉安樟木箱、南丰贡橘、泰和鸡、婺源茶、茗眉、庐山云雾茶、四特酒．例如, (１) 龙尾砚为我国四大名砚之一, 产於婺源县龙尾山, 宋代为贡品． (２) 泰和鸡为名贵鸡种, 多供大补之用．７.安徽: 歙砚、徽墨、宣纸、舒席、潜山竹席、芜湖铁画、符离集烧鸡、砀山梨、名茶 (太平猴魁、六安瓜片、黄山毛峰、祁红、屯绿、松萝茶、敬亭绿雪、霍山黄芽) 、太和香椿、芜湖瓜子、古井酒、口子酒．例如, (１) 舒席产於舒城, 曾为贡品, 称＂龙舒贡席＂．潜山与舒城相连, 竹子品种相同, 故席子质量也很高． (２) 太和的香椿芽全国最好, 唐朝时为贡品．

胡适离开北京时携带的两本书是什么？

于成龙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于成龙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

直到四十五岁才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

扩展资料：

1、科考教育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

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瑶、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2、生活简朴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

百度百科-于成龙

中国使用铅笔的历史

走得匆忙的胡适是不可能来得及整理藏书和个人文件的，除带走了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之外，连《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带走，更不用说他数以万计的藏书，以及手稿、日记、信件、照片等个人文件了。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留下来照管。

胡适藏书今何在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适仓促飞离北平，未及带走多年收集的大量珍贵藏书和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个人资料。一九五七年，胡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将这批藏品全部遗赠给北京大学。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批弥足珍贵的文物“身首异处”，尚未得到最充份的整理和研究。很多海外学者仍四处打听：“胡适的私人藏书和文件档案到底现在何处？”

胡适匆忙离平，仓促间丢下了一生心血所致的藏书和个人文献，这批藏品不仅是他个人，更是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珍贵财富。

一九四八年冬天，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郊外的清华大学已经先得解放，城里风传北大将要南迁。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再三辟谣：“北京大学如果离开北平就不能称为北京大学了，所以决无搬迁之理。”实际上，不仅北大确无南迁之意，就是胡适本人也完全没有任何离去的准备。直到十二月十二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报，电文说：“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他才突然改意决定离开北平。十三日下午，城门未开，胡适与陈寅恪两家无法抵达机场，因此未能成行。当晚，他们与北平行辕主任傅作义取得联系，商定次日一早由专车将他们送至机场。十四日，胡、陈两家飞赴南京。

走得如此匆忙的胡适是不可能来得及整理藏书和个人文件的，因此他未能像陈寅恪那样随身携带一部份藏书，事实上，他除带走了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之外，连《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带走，更不用说他数以万计的藏书，以及手稿、日记、信件、照片等个人文件了。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留下来照管。

以胡适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论，这批藏品也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藏书的体系可以揭示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及渊源，个人档案更为研究者深入了解其哲学、史学、文学、政治、道德、教育等思想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丰富材料。

北大历史系胡适研究专家欧阳哲生告诉记者，胡适多年治史学，又有“历史癖”，所以他对收藏之事向来颇为看重。更何况，二十六岁就已成名的他自信自己将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因此他更注重收藏个人档案资料。他连给人写信都要存底，否则便会在信中说明自己未存底稿，要对方看过信后把原稿退回。他如此自觉地收集文献资料，加之生活一直富足安定，在客观条件上有所保证，“因此”欧阳哲生说，“胡适虽称不上最大的藏书家，但可以说他是个人资料保存得最完备的一代文化大师。”

胡适一九四八年以前长期居住北平，他“处心积虑”收集的藏书和文件也因此几乎全部存于北平寓所中。这样丰富完整的史料文献，其研究价值之大可想而知，它决不仅仅是为胡适个人所珍视的财产，更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一笔巨大财富。

那么，这笔财富后来命运如何？如今又下落何方呢？

目击者证明：一九四八年底，胡适手稿、文件、书籍一律装箱。一百零二只大木箱，全部寄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

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胡适本人于一九六二年逝世，其子胡思杜早在一九五七年中自杀身亡。其他与这批藏品有关的当事人也纷纷作古，现在，真正的知情者实在已为数不多。所幸的是，当年在东厂胡同与胡适南北相对而居的，他的学生和助手，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邓广铭先生一直关心这批藏品的下落，作为当年的“目击者”，邓先生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作出了亲笔证词。

“胡氏的藏书、手稿以及来往的书信等等，一律存放在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当时北平和平解放的局势已定，但解放军尚未进城。北京大学派遣图书馆的管理人员郭松年等人到东厂胡同一号把胡氏书库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书籍等一律装箱，共装了一百零二箱（木箱都是胡氏抗日战争期内，把所有藏书送往天津银行保险时做的），全部运往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存放。此情此景因我当时仍然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所以全得亲眼目睹。现虽已事隔四十多年，但我的这一记忆必不至有误。”

通过邓广铭先生的女儿邓小南，记者找到了曾协助邓先生工作的沈乃文，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沈乃文告诉记者，他曾为调查胡适藏书之事找过邓先生，邓先生明确地对他说，自己当年目睹了装箱的全过程，装完箱后，“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而且，不仅是胡适的书和书信文件全部被装了箱，就连邓广铭放在胡家的书也被一起装了进去，连同胡家的一些生活用品一起，全部搬到了沙滩松公府的北大图书馆。

据沈乃文调查，这次整理、装箱和转移，是由胡思杜主持的，当时的参与者还有北大图书馆的毛准、王重民、郭松年、张光译、王幼忻等人。一九九五年，当时尚健在的王幼忻也提供了与邓广铭先生一致的证明。

胡适本人自一九四八年后再未回到北京，其子胡思杜又过早夭亡，这批寄存于北大图书馆的藏品由人民政府给予了安置。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市人民法院有批复北大的公函：“经报请市人民政府胡适等物品暂由你单位保管。胡适等文物书籍在保管期间，可暂作你校教学科研之用。”一九六零年，大部份胡适藏书由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旧址迁往海淀燕园现址，一九六二年，剩余的小部份也搬至燕园。

胡适一九五七年立下遗嘱，将寄存的书籍、文件赠与北京大学。

胡适当然是始终不能忘怀北平的藏书和文件的，那是作为学者、历史学家的他用大半生的时间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一九五七，他在纽约立下遗嘱，在极为简洁的几项条款中，他专项提到这批藏书和文件。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他在遗嘱中这样说：“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抛开政治因素，仅从人情的角度来看，人们不难从这份遗嘱里看到胡适对北大的深情和对那批藏书文件的萦怀。

一九六二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当时的中国内地正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人们对胡适的遗嘱一无所知。

一九八七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沈乃文偶然看到了刊登在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的有关胡适遗嘱的消息，北大图书馆至此方知胡适关于那批藏书、文件的交托。一九九三年三月，当时的馆长庄守经访台，专程来到台湾胡适纪念馆，意在寻找胡适遗嘱。台湾胡适纪念馆馆长吕实强提请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批示。五月，吴大猷亲自出面，同意将胡适遗嘱的中、英文复印件提供给北京大学。

胡适的遗嘱在海外早已广为人知，许多海外学者都曾以各种方式向北大询问过胡适藏书、文件的收藏情况，询问是否已成立一个专门的文库收藏胡氏藏书及资料。面如许善意而急切的询问，北大图书馆深感为难。这不仅因为北大图书馆藏的胡适藏书已有部份被打散，更重要的是，一些珍贵的善本古籍和最有价值的胡适书信、手稿等个人档案资料早已被调出了北大图书馆。

一九五四年，胡适藏书、文件经历了第一次神秘的分割；一九六四年，第二次分割则有案可查。胡适藏品从此“身首三处”。

事实上，北大图书馆现在只存有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一百零五种善本古籍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一万五千余件胡适书信、手稿等文件则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么，这批藏品是何时、何地被怎样的方式分割的呢？事情要从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时说起。

一九五四年，为了准备批判胡适的材料，中宣部从北大图书馆取走了大部份的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据对此进行了大量调查的沈乃文告诉记者：中宣部资料室取走了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后，从中编选了《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一》和《之四》，均以“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名义编印出版，内部发行，供全国批判使用。邓广铭先生也一直认为这些小册子是查清胡适书信、日记、文件下落的重要线索。邓先生很早以前就曾明确地对北大图书馆的郭松年说：“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的唯心的实用主义思想时，中宣部曾印行了《胡适日记选》、《胡适书信选》等等小册子，每册的封面上都印有‘供批判用’四字，这些小册子是根据什么材料印成的，必定是从北大所存的胡适的书箱内提取去的。”而至于为何没有留下提取的证据和手续，邓先生猜想：“这很可能是因当时北大图书馆的负责人认为继续保存胡适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沉重包袱，必须甩掉而后快，所以当中宣部提取时，也不要求办任何手续。”

沈乃文的调查证实了邓先生的猜想，他说：“一九五四年批胡适，在当时是中央领导的一场极其严肃的阶级斗争，北大是将中宣部取用胡适寄存北大图书馆的书信文件作为政治任务坚决执行的。中宣部的这一行动是不公开的。而且当时胡适藏书和书信文件仍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上书库，其时中宣部图书馆已进驻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下，取物不过是从楼上搬到楼下，没有给北大留下任何手续。”

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过去以后，这批用作资料和证据的书信、日记等文件并没有物归原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文件随其负责人黎澍转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近代史所）。一九九五年六月，了解当时情况的中宣部工作人员也为此出具了证词。

事实上，一九五四年的第一次分割并非唯一的一次。一九六四年，胡适的藏书、文件又经历了第二次分割，这一回，有确切的记录。

一九六二下半年，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对胡适的藏书和书信文件进行分配。分配的办法是：将一百零五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剩余的北大存一九二四件胡适书信和文件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普通藏书则继续由北大图书馆保存。

一九六四年初，这次分割按要求完成。北大图书馆至今仍保存这次分割出去的藏书、文件的目录清单。

胡适的藏书、文件从此“身首三处”。

北大图书馆曾依遗嘱希望把藏品归于一处，但条件尚未成熟，合并之事未得解决。

当然，物分三处并不等于这批藏品完全未得整理和利用。研究者如需查阅胡适的书信、文件、日记等资料，持单位介绍信即可到一周对外开放两个上午的近代史所图书馆阅览，手续也并不繁难。到北图的善本书阅览室，凭藉书名目录，你也大概可以找到胡适私人收藏的善本古籍。在北大图书馆里，如果够幸运，你也许会碰巧借阅到胡适的藏书，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记者就曾极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里借阅过有胡适亲笔签名、印章，并题写了短序的《独立评论》杂志。

但是，对于专门的研究而言，这样的整理和收藏是不行的。研究者无法从这些零散的书籍里发见胡适藏书的体系性，也无法方便自如地运用本来十分完整的资料和书籍。因此，学界早已努力，希望能将所有藏品归为一处，在此基础上建立“胡适文库”，使这些收藏物尽其用。更何况，这批藏品属于胡适私人财产，他在遗嘱中的遗赠之愿理应得到尊重和执行。今年九月三十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构想》一文，学者首次在媒体上提出了“尊重适之先生的权利，以及学界使用这批材料的迫切要求”的愿望。

据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介绍，自一九九三年得知胡适遗嘱以来，北大图书馆就开始了索还藏品的努力。一九九四年三月，北大图书馆致函北图，请求北图根据胡适遗嘱将馆藏的一百零五种胡适藏善本古籍归还北大图书馆。北图对此表示了理解，但需待有关领导部门批示方可交还。于是，一九九五年二月，林被甸馆长通过张芝联教授联系了北大的七位政协委员，联名向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提出议案，希望解决胡适藏书文件的保管问题。与此同时，林被甸以个人名义上书中央领导，详陈此事原委。

两封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为此徵求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的意见。这时，北图方面更换了领导，新主管也承认接受并保存胡适私人藏书的事实，但他们认为：胡适藏书的分割有其历史原因，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应慎重，北图作为国家图书馆，条件最为优越，因此，他们认为这批书还是仍由他们保存为好。

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北大的请求“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说，近代史所馆藏的胡适个人资料“并非来自北大，亦非由文化部份配”，他们在进驻该所现址东厂胡同一号（即胡适原居所）时，就在胡适办公室中发现了他未及整理搬运的大批书信、文件，这些文件由近代史所整理并保存，应算近代史所固有。此外，他们的收藏中，另有一批文件来自王重民的捐赠和向历史博物馆征集得来，只有很小的一部份来自北大。

针对胡适的遗嘱，他们认为：这一遗嘱的法律效力值得怀疑，遗嘱如何解释也需进一步商讨。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北大拿不出实据，无法证明一九五四年和一就六四年两次分割的事实。

鉴于三方面未能达成共识，合并的计划尚未开始，便于一九九五年又停了下来。

近日，当记者再次对此事进行采访时，北图的负责人已经调换，北图的工作人员虽大力支持记者的采访，但无奈已找不到任何知情人。记者甚至需要反过来向有关工作人员简单介绍情况，以便于帮助其寻找知情者。一位业务处的工作人员在多日查询后告诉记者，那批胡适藏善本书没有单独存放，是统一保存于善本书库，与其他书一样对读者开放的，属于正常利用的状态。这位工作人员强调：“北图的善本书保存条件非常好。”

当记者问及北图是否有意按胡适遗嘱归还这批书时，这位工作人员说：“当初这批书是由政府拨交给北图的，不是我们自己从北大手里拿来的。既然当初这属于政府行为，那我们现在也没有理由自己把书归还给别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关人士则不愿意多谈此事。

深入学术研究，资料整理、利用是根本。胡适藏书文件并不仅仅是一笔物质财富。

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胡适的研究在内地起步较晚，但发展却相当快。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说：“近年中国学界热衷于‘重新发现胡适’，在我看来，已经跨越‘政治平反’阶段，而与九十年代学术史研究潮流息息相关。”

学术的研究需史料整理作后盾。在胡适研究领域，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大力开展。姑且不说国外及台湾方面，仅内地自七十年代末至今，就有不少喜人成绩。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整理出版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九八五年，他们又整理出版了两册《胡适日记》，收录了一九一零、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三七、一九四四年中共二十六个月的日记。一九九四年，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近代史所整理的洋洋四十二卷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套大书每套售价二万六千元，学者们虽无财力个人收藏，但可利用图书馆馆藏进行研究。此外，耿云志、欧阳哲生合编的《胡适书信集》，胡明编、四百多万字的《胡适精品集》，耿云志编、三百多万字的《胡适论争集》，以及年内即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是由欧阳哲生主编，共十二卷，长达六百多万字。据悉，安徽教育出版社编的《胡适全集》也正在进行中。

面对如此广阔的研究空间，如此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的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充份、全面地利用现有材料，利用“胡适文库”或胡适藏书目录之类的资料系统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无论胡适藏书及文件最后归属何处，最重要的在于结束物分三地，身首异处的局面。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对记者说：“胡适当年所留下的书信文件，海内外瞩目，希望同有关几家通过协商把这批珍贵文献资料集中于一处，使之充份发挥作用。作为学者和文献工作者对此应该能取得共识，带头来做好这件事。”一直关注此事的沈乃文对记者说：“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研究胡适应该尊重胡适本人的意愿。毕竟这是胡适的私人财产，是他寄存在北大的，而不是他丢弃不要的，或是被党和政府没收的。因此应按胡适本人的意愿进行处理。”

胡适的藏书和文件并不仅仅是一笔物质意义上的遗产和财富，它更是属于中国文化界的一笔共同的精神财富。结束采访时，欧阳哲生对记者说：“不管由什么人收藏，最重要的是要对这批藏书和资料好好地进行整理、利用和研究，那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它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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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为现代人们文化生活中主要书写工具之一。

木杆石墨铅笔在16世纪时起源于英国。17世纪德国建成世界第一家铅笔制造工厂。18世纪法国人研究改革铅芯制造工艺取得成功，对提高铅笔使用价值得到重大突破，为近代铅笔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俄、日、美等国家相继建立铅笔制造工厂。19世纪末，德、日、美等国家的铅笔先后输入中国，霸占了中国的铅笔市场。

中国铅笔制造工厂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香港九龙由国人投资将英商经营的铅笔厂改建为大华铅笔厂，是为中国第一家铅笔厂。1933年又相继出现了北京中国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这两家工厂都不是全能制造厂。并且由于生产技术落后，都未能立足发展起来。

1933年吴羹梅留日归国，满怀实业救国的理想，发起集资筹建铅笔厂。他在场艺术中大声疾呼：“铅笔在各种文具品中占重要之位置而与小学生关系又切。查海关贸易报告，去年（1932）年铅笔输入我国者，达150万金单位之巨，区区铅笔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虽九龙已有我国唯一之大华铅笔厂创设，然持此一厂，抵制外货，力当未逮，此种工业实大有提倡发扬之必要”。吴羹梅和章伟士、郭子春等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艰难地筹措得5万元资金，坚毅地解决了厂房、技术设备、原材料等等难题，于1935年在上海创建成中国第一家能够自己制造铅芯、铅笔板、笔杆及外观加工的全能铅笔制造工厂。

在旧中国，国产铅笔要同外货铅笔竞争，挤进市场，困难重重，吴羹梅不畏缩，不气馁，顺应当时国人反日爱国情绪，全国广泛掀起提倡国货的潮流，将工厂定名为“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公司改组更名为“中国标准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铅公司”）。宣称工厂的产品是“中国技师、中国原料、中国资本”制造的。同时将“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八个字印在铅笔上，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促使国人使用国产铅笔。再国人爱国热忱的支持下，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的产品逐步挤进外货铅笔霸占的铅笔市场，取得一席之地。后又经过多方努力，将铅笔摆进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著名的永安、先施、大新等三大百货公司的文具柜台，提高了产品的身价和知名度，建立了产品信誉，销路日增，不仅在上海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而且逐步扩大了销售区域。远至云南、陕西、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及南洋（东南亚）泰国等地区也都有产品的足迹。

1937年国内外风云突起，“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火很快蔓延到上海、爆发了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日军侵略的“八·一三”淞沪抗战，铅笔厂地处国界，沦于炮火之下，被迫停工。为了不让呕心沥血所创建的企业沦于敌手，吴羹梅在职工们的赞同支持下，响应国民政府经济部工厂内迁的号召，决定将工厂全部拆迁内地大后方。工厂职工在敌人炮火威胁下全力以赴，首迁到武汉。1938年再迁到宜昌。1939年三迁重庆，川江水流湍急，装运机器的民船遇险，有十分之二的器材沉没于江底。三次迁移，艰苦危难，几濒绝境的铅笔厂终于在重庆立足生产，成为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在重庆期间，工厂两次被日机轰炸，炸毁车间、仓库，损失惨重。全厂职工在敌人*威下，没有卑下道、压垮，奋力抢修，坚持生产，承担起大后方独此一家铅笔厂应尽的责任。抗战八年中，制造了完全国货的铅笔5141.4万支，行销大后方各地，缓解了后方急需文化书写用品的燃眉之急。同时附属的中国标准锯木厂制造了大量抗敌前线急需的军用木箱，附属的中和化工厂生产大量军工所需的化工产品，为直接支持抗战事业尽了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吴羹梅当年就回到上海进行复厂筹备工作，1946年上半年即建成开工生产，为上海的内迁工厂首批从重庆返回上海复厂的企业之一。

复厂初期，面临美国铅笔大量倾销的严重威胁，又受到原在上海的长城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两大强大对手的剧烈竞争，致使工厂的生产经营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通货膨胀，物价无限飞涨，工厂卖出成品转瞬间补不进原料，只得饮鸠止渴，高利贷款，维持生产，形成了恶性循环，债务越来越重，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至1949年工厂已陷于半停工状态。工厂职工们在重重的苦难下，承受了痛苦和煎熬，顽强抗争，终于把工厂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成立后发展铅笔工业奠定基石。

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中铅公司在中国***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为新中国发展铅笔工业尽心尽力。1949年9月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将一套月产能力2万罗的铅笔制造设备作为投资与黑龙江省“公私合营哈尔滨企业公司”合资建立“公私合营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这是上海第一家私营企业与外地公私合营企业合资建厂，在当时的上海引起轰动，上海《商报》曾专门对此作了报道。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至今仍是全国铅笔行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之一。

1950年7月，中铅公司被国家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批准公私合营，成为上海轻工系统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从此企业进入崭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了新的历程。

合营后，职工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显著提高，看到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工程设计制图用的绘图铅笔需要量大大增加，而就中国从来没有规格齐全，品质过硬的国产绘图铅笔，因此大量使用的还是价格昂贵的美国“维纳斯”牌绘图铅笔等舶来品。职工们心潮迭起，立志要改变这种局面，试制高质量的绘图铅笔。经过数以百次的试验--改进--再试验--再改进，终于在1954年3月制造成规格齐全的高质量的“中华”牌101绘图铅笔。上市后深受消费者欢迎，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就此在我国市场上绝迹。“中华”牌101绘图铅笔是中国唯一能与国外绘图铅笔一争长短，国内产品无与匹敌的产品，在中国铅笔工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54年10月，上海铅笔工业合营合并，中铅公司改名“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一厂”。1955年6月再改名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一厂”（简称中铅一厂）。1956年1月国家将“公私合营中国铅笔三厂”（原创建于1937年的长城铅笔厂）并入中铅一厂。其后又并入“五华五金文具制造厂”和8家小业主单位。通过行业改组，扩大了企业规模，生产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产值、产量成倍增长。1957年工业总产值（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452.7万元，，笔1950年增长2.2倍；铅笔产量12188.98万支，增长2.18倍。企业规模成倍扩大，1957年固定资产（原值）82.8万元，比1950年增长3.55倍；职工人数691人，比1950年增加306人。合营前企业亏损。1950年3月企业负债总额高达人民币45亿元，资金周转极为困难。合营后，逐步还清债务，扭亏为盈。1957年利税总额达163.9万元，利润140.7万元。

1958年--1965年，连年不断开展各项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打乱了企业管理和生产秩序。产品质量时好时差，经济效益时上时下，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势头，但生产经济总体还是增长的。1965年主要经济指标与1957年比较：工业总产值（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316.2万元，增长1.9倍；铅笔产量32277.53万支，增长1.64倍；利税总额580.3万元，增长2.5倍；固定资产（原值）195.7万元，增长1.36倍。

这期间，还取得了两项显著成果：一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和向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对旧设备、旧工艺进行了全面性的改革改造。1956年改革采用回转筒烘芯机代替落后的手工烘芯工艺；60年代革新成功磨头，刨杆联合机等数以百计的技术革新项目接连投产。再加上1956年从日本引进三色印花机为样本消化翻版革新为四色印花机；1958年从西德引进200吨液压芯机等等先进设备，改变了原来技术设备落后的面貌，大批量出口"长城"牌铅笔和定牌铅笔。1959年申请注册专用于出口产品的“象”牌商标，大批量生产出口“象”牌铅笔，扩大了出口数量。到1965年出口产品交货量达到1.13亿支，占铅笔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为我国原是铅笔进口国转变为铅笔出口大国起了支柱作用。

1966年--1976年的“”，给中铅一厂带来了灾难，党组织一度瘫痪，一连串的所谓“斗、批、改”行动，不但让许多人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更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受挫。1968年所谓“精简机构”，废除了原有行政管理机构，彻底打乱了管理体制和工作秩序，造成了生产混乱，经济停滞不前的严重后果。

1979年中铅一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走上历史性的改革步伐，坚定地向前迈进。1981年至1983年经过恢复性整顿和建设性整顿，基本上治愈了“”所造成的企业管理上的创伤。

1984年在巩固企业整顿成果的基础上，加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培育和弘扬“谦虚、朴实、进取、向上”的企业精神，增强职工主人翁责任感，提高了职工队伍素质。全厂干群齐心协力，扎实工作，治理了“脏、乱、差”，厂容厂貌焕然一新，同时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促进了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双提高，获得了“1984年度局级文明单位”光荣称号。全厂职工步子满，不停步，瞄准“三新”目标（设备进一步更新，产品进一步翻新，效益进一步刷新），“三美”活动（生活设施美，厂区绿化美，职工心灵美），继续向上攀登，取得成效。1986年开始连年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光荣称号。

1985年8月推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全厂职工坚决贯彻提出的“企业要积极改革内部机制”的精神和要求，推进改革，努力工作，使企业进入飞跃发展时期。

其一、确立以市场信息为导向的产品开发体系。按照高档次、大市场、新技术的经营思想，组建产品开发中心，充分发挥工艺、技术装备以及专业人才的综合优势，投入少量资金，除了开发高档次、高附加值的热转印铅笔、镭射铅笔、荧光铅笔等外，1986年重点开发“爱丽丝”牌系列化妆笔，填补了国内空白，满足了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只经过短短的四年时间，就成为企业的第二大“拳头产品”。成为国内唯一生产系列笔型化妆品的企业。

其二、确立以国际市场竞争为主攻方向的营销体系。把竞争的最终目标定位在国际市场，采取巩固工贸关系，依靠主渠道出口；探索代理制，寻求新的出口渠道；在珠海经济特区办厂发展多品种出口等手段，千方百计扩大各类中高档产品出口，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到欧美、中东、中南美、非洲、东南亚、香港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额最高达到600万美元以上，在全国制笔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其三、针对老企业薄弱的生产技术装备，抓紧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陆续从西德等国引进技术设备30余台（套），使铅笔生产的每道关键工序都有国际八十年代初先进水平的关键专业设备，单机的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引进改造生产设备的同时，有计划的进行“细铅芯车间扩建”、“化妆笔中试车间”、“树脂细芯工艺设备引进翻版”等生产基础设施的改造和重点扩张项目建设，对改善现有生产条件，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能力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四、在立足本厂，巩固大本营的基础上，广泛开展跨地区、跨行业、不同体制的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了全民联营、国集联营、中外合资有限公司等三种不同体制的联营形式，提高了企业自我适应、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能力，发展了生产，增加了出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中铅一厂积极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使企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本实现了“产品结构由单一木质铅笔向多种产品”、“经营机制由生产型向经营开拓型”、“营销观念以生产为中心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销售渠道由单渠道向多渠道”等四个重点转移。形成木制铅笔14个规格，年生产能力5.3亿支；化妆笔2个系列，37个品种，年生产能力2000万支；活动铅笔3个系列，10个品种，年产能力500万支；细铅芯2个系列，20个品种，年产能力10抑制四大系列产品共同经营的多门类、多品种的综合性生产企业。

1990年全厂占地面积15194平方米，建筑面积20566平方米。拥有各类设备562台（套）。固定资产（原值）1571.6万元，净值1209万元。年末职工人数988人。工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6693.3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70158元/人，年利税总额2000万元，利润1304.5万元，人均利税突破2万元。主要经济指标始终列于全国铅笔行业之首。成为全国铅笔行业中规模最大，产量最高，品种最多，效益最好，声誉最佳的企业；也成为全国轻工重点骨干企业。1990年核定为铅笔行业唯一的国家一级企业。

企业并不因获得国家一级企业的称号而自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积极探索深化企业改革，加速企业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途径。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思考比较，择优选择，决策将国营企业转换为股份制经营机制。经过认真筹备，积极工作，1992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中国铅笔一厂改制为中外资金融合的"中国第一铅笔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进入了又一个奋发腾飞的新时期。

中铅一厂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风风雨雨的历程中，充满着艰辛与灾难，拚搏与奋斗，挫折与成功。中铅一厂的创始者与广大职工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用智慧，用心血为发展中国铅笔工业，创出了一个个伟绩，铸成了一座座丰碑。中国铅笔一厂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中国铅笔工业史册中。

穿梭时空风起于青苹之末

中国是个笔的大国，这不光是说我们用笔的绝对人数之众，还应该看到，我们的先民用毛笔来书写，至少在1500年以上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玩意儿因为仍具实用价值而被人沿用至今，甚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观也有千年历史的鹅毛笔，如今除了被收藏做古董之外，谁还拿它派用场？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于此可见一斑。在城市，油灯被电灯消灭，日晷被钟表消灭，马车被汽车消灭，柴草被油气消灭……这是高低效率、效益对决的结果。

比较成熟的铅笔的历史，迄今不过二三百年；钢笔的历史也不长，才一百多年；圆珠笔的历史更短，仅仅走了半个世纪。钢笔革了铅笔的命，圆珠笔又革了钢笔的命，从结果来看，铅笔的功能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它依然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的书写工具而被广泛使用；圆珠笔的崛起，基本上把钢笔的功能覆盖了，但它对铅笔却表示了尊重。这是很值得关注的、有趣的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倾注了很大热情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问题。由于现代化的标志很难用某种单一的事物来定义或考量，所以，需要有一系列的代表性事件作为有力的旁证，其中尤以能深刻影响中国人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状态的事件为最有力。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上海工业整体起步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也是具有“现代化”意味的时期，中国铅笔工业的兴起正在其中。铅笔虽小，但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市民阶层的影响力，绝不在造船工业、化学工业之下,比如在学校等处,铅笔成了一时之选。因此，铅笔应该成为指标之一，就像拉链的出现，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一样。

有人说：一切事情都是从铅笔开始的，无论是时装设计师在衣服上做符号，一个战役的计划，还是一个核理论的论证，都是如此。我想，世界铅笔年销售总量达140亿支这个事实，足以使我们对这个曾被人用来指代“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事物的东西，肃然起敬。

◆剑箫

耳闻目睹明天会更好

我18岁进铅笔厂做学徒。首先来到专门将石墨和粘土按不同比例加水混合制成笔芯的制芯车间。上头安排我当油芯工下手，帮着捆扎经机器挤拉和电炉烘焙过的笔芯，再人工（现在用机器）将笔芯浸入油脂中以使笔芯书写润滑。由于笔芯含石墨乌黑，上班干活一出汗脸便黑一道白一道的，那时年纪轻，觉得弄张大花脸很好玩。

后来因专门制作笔杆的制杆车间人手紧张，暂时借我去学开创杆机。一棵几人合抱粗的大树，通过锯、切等加工，制成五指宽的铅笔板，接着在板上开槽放入笔芯，最后把另一块铅笔板粘合上去，用创杆机将铅笔板割成一支支成型铅笔。

再以后调入成品车间操作油漆机，专给自然木材原色铅笔上五颜六色油漆。当时工厂虽已公私合营，但铅笔设备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仍很低，一部油漆机得配两个工人：一人站在机头控制机器添油漆；另一人守在机尾用手抱起大把大把铅笔放到对面传送带上（一支铅笔要漆十几遍方可出厂）。一个班头近百次抱下来腰酸背痛累得要命。就这样我整整当了两年下手。直至上世纪60年代，科技人员技术革新将老式油漆机改成转盘式使铅笔自动调头，才解放了一半劳动力。

油漆好的铅笔或印上各种花样或直接装上橡皮头、打上商标。如此，石墨、木材等原材料经过三个车间、几十道工序，终于制成一支支外观漂亮，能用来写字的铅笔了。

我在铅笔一厂工作了四十多年，亲眼目睹铅笔产量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上千万支发展到今天的十多亿支；当年的单层平房翻建成如今的五层楼房；人员从200余人扩大为2000人。我仅看到铅笔厂昨天的尾声，但我经历了铅笔厂的今天，我相信铅笔厂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闻勇（71岁）

过眼烟云上海铅笔工业的昨天依赖进口洋笔风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识文断字，非得用笔。清末，“废科学、办学堂”等运动兴起，铅笔一类舶来文具开始出现在国人面前。那时候政府不重视铅笔工业，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缺乏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则瞧不起这种几个铜板一支铅笔的小买卖。结果，大量外国货毫无顾忌乘虚而入，其中数德国货最早、最多，施德楼（鸡牌）铅笔在19世纪末即已风行全国各地。然后日本货和美国货相继输入。至1925年前后，日货超过德国货居首位。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统计，从上海进口的铅笔数量每年至少以10%以上速率递增，仅1931年，进口铅笔花费的外汇达到949316元海关金单位（海关金单位为海关内部贸易结算货币，不流通市场）。1919年的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的反帝和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五卅”运动，对我国民族铅笔工业诞生起到一定催化作用。

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机械工业、造船工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均已略有基础，唯规模不大，只有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比较发达，经营范围较广。至于铅笔工业则处在萌芽阶段。1932年英商成立九龙大华铅笔厂；同年，天津卢开瑷在北平开设了中国铅笔公司；后来上海也开设了一家华文铅笔厂。北平和上海这两家铅笔厂都是从德国或日本购进铅芯、木杆和半成品铅笔，在国内加工成品。因缺乏技术力量，无力与洋货竞争，被迫于开工不久先后陆续停产倒闭。

铅笔制造国内首家

1928年，抱着实业救国理想远赴日本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的江苏武进人吴羹梅，纵观日本铅笔工业发达以及国人对铅笔工业忽视乃立志献身这一事业。他大声疾呼：“区区铅笔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虽九龙已有我国唯一之大华铅笔厂创设，然持此一厂，抵制外货，力当未逮。此种工业实大有提倡发扬之必要”。为此，吴羹梅1932年毕业后直接到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实习，悄悄学会制造铅笔的全部诀窍和办厂知识。

1934年，吴羹梅与同窗、福建龙溪人郭子春，携手毕业于北平财商学院专攻经济的江苏常州人章伟士，在上海斜徐路（今日晖东路）1176号创办铅笔厂。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1935年10月8日，中国第一家自己能够制造铅芯和笔杆的铅笔企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正式开工生产，粉碎了日本人“即使到吴鼎（吴羹梅学名）二世，也造不出中国自己的铅笔”的预言。该厂生产的低档“好学生”、“小朋友”铅笔，中档“航空救国”铅笔，高档“鼎牌”铅笔在全国人民高涨的反日爱国情绪和轰轰烈烈的“提倡国货”运动中初步打开销路。接着乘胜追击，将当时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书写的“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印在铅笔上，并制成广告，广为宣传，以进一步激发同胞们爱国热情。

当年上海各大书局各大文具店所销铅笔，几乎十之八九都向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定制。此外交通部所辖之各邮电局、铁道部所辖之各铁路局，也均向该厂定制大批铅笔。1936年教育部通令全国教育厅教育局及各学校，一致采用该厂出品，而各校学生也都乐于购用。

民族工业雏形初具

1937年5月，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江苏江阴人张大煜等，在上海长寿路635号创办了长城铅笔厂。该厂生产“长城牌”铅笔，营业蒸蒸日上。

“八一三”全面抗日军兴以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甘冒战火危险，不惜拆运损失，经历长途跋涉，三迁至大后方重庆生产。

1939年，章伟士、郭子春与吴羹梅分道扬镳，同一部分留在上海的股东及天津的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徐家汇路548号筹备上海铅笔厂。异军突起的上海铅笔厂称得上当初国内设备最完善的铅笔制造企业。日本三菱铅笔厂面对广受欢迎的“三星牌”铅笔恨之入骨，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进行要挟，均遭到上海铅笔厂拒绝。

至此，上海内迁到重庆的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上海的长城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构成中国民族铅笔工业雏形。

抗战胜利，吴羹梅返沪在东汉阳路296号复建中国标准铅笔厂。恢复生产后，上海三家铅笔厂产品畅销全国，远销南洋。铅笔充当国货输出海外市场先锋，实乃中国民族工业之荣耀。

1949年8月，吴羹梅积极响应***号召，以公私合营方式联合创办了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公私合营工厂。1950年7月，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批准公私合营，成为上海轻工系统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54年10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地方工业局批准，上海铅笔工业合营合并，中国标准铅笔厂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一厂；上海铅笔厂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二厂；长城铅笔厂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三厂。1955年6月，成立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原三家厂名中的“公司”两字去掉。1956年，铅笔三厂并入铅笔一厂。

从此，上海铅笔工业翻天覆地，跨入一个崭新、飞跃时代。 ◆徐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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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用铅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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