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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老大帮忙摘抄几段话，有追加分

欧阳修（1007－1073）

1007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县。他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为了欧阳修长大能重振家业，对他教育很严格。母亲为节俭开支，用芦苇、木炭做笔，在沙地上写字，教欧阳修认字。两年后，他6岁就已经认识几千个字。后来他母亲没什么可教他的了，他只能自学。他借人家的书，在规定的日期内把书抄完，还给人家。书抄完后再背诵。他10岁时就能写诗了。后来有很多人都来让他教自己的孩子。他长大后对中国文学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成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

他的创作实绩亦灿烂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欧阳修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莎士比亚(1564-1616)

诞生于英国一个内地城镇艾冯河畔斯特拉福。他父亲原是个富裕的小商人，经营玉米、肉类、皮革等买卖，后来因亏本负债，境况日下，莎士比亚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教育。他曾经在镇上的文法学校念过书，学了一点皮毛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此后他到了伦敦，先在某家剧团里干些杂活，后来参加演出，颇显才华。最后，他自己拿起笔写剧本。那些所谓“文学才子”们根本看不起这位从演员出身的剧作家，说他是“新抖起来的乌鸦”。而莎士比亚并不气馁，更加发奋，大约在他二十八岁左右，就已经取得文学创作的成功了。他几乎每年都要出一两本杰作，目前出版的他的全集中，共有三十八个剧本。作者的这种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是怎么得来的呢?

这主要是他具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和勤于学习马罗等前辈戏剧大师们的技巧以及当时的客观条件，终于使他成为人类文艺史上的一座高峰。

富兰克林(1706-1790)

十八世纪美国杰出的科学家，避雷针的发明者。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商人家里，自小没有正式读过书。他除了在电学方面有突出贡献之外，在热学、光学、气象、地质、海洋、声学和太阳黑子方面也有研究、贡献和发明。他的著作和发明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确信科学应该用以改善人类生活，增进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控制。富兰克林著作甚丰，最有名的是他的自传。他是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恩格斯(1820-1895)

的创造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的父亲是纺织厂主，1837年，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父亲逼迫去经商。他只读过中学，但善于利用时间，卓有成效地学习，二十一岁时发表论文，批判同时代著名的哲学家谢林。他系统地攻读和钻研了人类所提供的广博渊深的知识，几乎涉及和研究了所有的科学部门，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甚至解决了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里的难题，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

俄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液体燃料火箭的创始者。十四岁开始自修文学和自然科学。1880年起在卡鲁格省巴罗夫县学校里当数学教员，一面继续自修，研究天文学、生物学和化学，并且特别努力研究航空科学。1895年，他发表了人造卫星的图样，提出以人造卫星为宇宙航行的中途基地向月球和其他星球发射火箭的主张，并科学地论证了借助火箭实现宇宙飞行的可能性。1903年，他发表的重要著作《以喷气装置探测宇宙空间》，解决了关于火箭在太空中不受地心引力与介质阻力的影响而运动的问题，并创立了计算火箭速度的著名公式。

米丘林(1855-1935)

苏联著名生物学家。十六岁时，还没有读完中学，就被生活所迫，到车站做职员。二十岁时从事园艺研究工作，致力于果木移接的试验。他发现果木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可以改变品质，并产生新的品种，因此可以使热带果木在寒带生长。他先后创造了三百多种优良的植物品种。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达尔文主义，把生物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米丘林生物学。

比埃尔·居里(1859-1906)　

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他没有正式进过学校，由于努力自修，十八岁时便考得了巴黎大学的硕士学位，十九岁任巴黎大学助教。1889-1891年，发明了在化学分析的应用上很宝贵的“居里天平”，1895年发现了磁性和温度的关系，即有名的“居里定律”。在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铀的化合物具有放射性的基础上，居里夫妇继续研究，终于在1898年七月发现了钋，同年十二月发现了镭，从而他们和贝克勒尔共同获得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金。居里夫妇的科学成果，特别是镭的发现，为人类带来了幸福。由于镭的发现，开始了镭锭治疗肿瘤，进一步又发现了镭能够自发地产生热量，从而揭开了原子能的秘密。1904年，居里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教授，次年又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易卜生(1828-1906)

近代欧洲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幼年因家庭破产，做过药房学徒，经刻苦自修，到二十岁从事创作活动。因写剧本讽刺当时社会，遭到攻击，1864年离开祖国，在国外流浪了二十七年至1891年才回国。易卜生写了二十二个剧本，以《社会栋梁》、《傀儡家庭》、《群鬼》、《国民公敌》等最为著名。

爱迪生(1847-1931)

美国大发明家。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六岁时就参加田野劳动，只在小学里读过三个月书，因成绩不好退学。他自小对实验特别喜欢。因生活所迫，十二岁时开始在火车上实报，十五岁后就在各城市里当电报员。业余不断研究实验，1879年，他改进制造了碳丝白热电灯。他在五十多年的辛勤劳动中，著名的发明有电报自动记录器、扩音器、活动**机、留声机等，对科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诺 贝尔 (1833-1896)

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机械师墨纽·诺

贝尔家里。诺贝尔八岁才上小学，只读了两年书便辍学了，在家靠一个家庭教师辅导数理化，此外就是跟着父亲在工厂里做些零星活儿。到十七岁那年(1850年)，诺贝尔便以工程师名义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在名声显赫的艾利逊工程师的工场里实习。他勤奋学习，刻苦自修，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经过种种艰难曲折，他终于在1887年制成了无烟火药，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国防方面。随后，他研究引燃炸药的信管，又制成了一触即发的汞雷酸盐导火管，即常说的。诺贝尔一生献身科学，孜孜不倦，一生共取得三百五十五项发明制造的专利权。

罗丹 (1840-1917)

法国现实主义大雕刻家。他生于巴黎一个小职员家中。幼时非常喜欢绘画，曾因专心绘画而荒废别的功课，被普通小学开除。十七岁时投考高等美术专门学校，两次未考中。后来他受雇于雕刻家做助手，经过长期的苦学自修，终成为一大家。他的作品以形态逼真、描摩生动著名，其代表作品有《雨果半身像》、《思想者》、《黄铜时代的人》、《夏娃》等。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出生于美国西北角的西雅图市。比尔从小就精力过人，从小就极爱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从外祖母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到父母不辞辛苦地为比尔·盖茨寻找适合他天分发展的社团与学校，无不为他天赋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

外祖母特别喜欢和聪明的小比尔一起做游戏，尤其是涉及一些智力的游戏。她教少年比尔下跳棋、玩筹码，还有打桥牌等她所喜欢玩的东西。玩游红时，外祖母总爱对小比尔说：“使劲想！使劲想！”她也常常为比尔下一步好棋、打一张好牌而拍手叫好，外祖母还常常让比尔·盖茨读书，给他讲故事，比尔·盖茨从中受益匪浅。他在外祖母的帮助与指导下，成了兴趣广泛、废寝忘食的读者——读书成了他打发精力的好方式。他十分喜欢他家附近一个图书馆举行的夏季阅读比赛，他总得男孩中的第一，偶尔也会勇夺总冠军。外祖母意识到比尔·盖茨在思维与记忆上的潜力，她总是不失时机地激活比尔这方面的潜能，有时祖孙俩到公园散步，外祖母常会与比尔·盖茨交流下棋的技术或看某篇佳作，让比尔寻找更新下法或表达更独到精辟的见解。

比尔·盖茨的父母也十分关注孩子的成长。他们在质朴的处世方式中，更多地关心孩子的成长与教育，他们在工作之余总是尽可能地与孩子们呆在一起。一家人不断地进行各种游戏，从棋类到拼图比赛，几乎所有的益智游戏。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家庭中的环境已无法满足比尔·盖茨天赋的进一步发挥。小比尔有时会责备母亲智力不足呢！于是，父母把目光投向社会，积极为比尔寻找属于他的空间。在湖滨中学，比尔痴迷上令他今后倾注毕生精力的计算机。

中学毕业后，比尔·盖茨很想到哈佛大学去读书，这也正是父母们最大的心愿。幸好，比尔·盖茨的父母并没有像其他父母那样把孩子看做自己的私产，必须让孩子们来完成父母喜欢的事。经过冷静思考后，父母放弃了让儿子当律师的想法，让比尔·盖茨在大学领域里自由发展。这一点帮了比尔·盖茨的大忙。但一年后，更大的难题摆在了比尔·盖茨的父母面前：比尔·盖茨要离开哈佛，放弃锦秀学业，与别人一起创办计算机公司！

比尔与父母多次交谈，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了解儿子秉性和志向的父母又能说什么呢！或许儿子的天赋与计算机事业是最佳的切合点吧！比尔·盖茨便毅然离开了令亿万学子向往的哈佛大学，开始在软件领域大展鸿图。

很显然，比尔·盖茨的成功是个人天赋与家庭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尔的事例告诉我们：其一，我们应不断激活孩子的天赋，注重对孩子天赋的培养与保护。其二，培养孩子的专注能力十分重要。

数学家 华罗庚

1910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城——金坛。他小时候，家中清贫，父亲在小镇上开了个小杂货铺，代人收购蚕丝，一家人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华罗庚上初中时，对数学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的老师王维克很器重这个聪明机灵的少年，常常单独辅导他，给他出一些难题做，这使少年华罗庚得益匪浅。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念完初中后，因家里无力再供他上学，只得辍学到父亲的小杂货店里帮助料理店务。可这位酷爱数学的年青人，人虽然守在柜台前，心里经常琢磨的还是数学。王维克老师借给他几本数学教材：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微积分。华罗庚便跟着这几位不会说话的老师步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

华罗庚18岁那年，在王维克老师的帮助下，到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兼管学校事务工作。他曾回忆当时艰难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料理小店的事务。每天晚上大约8点钟才能回家。清理好小店的帐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　不久，金坛县流行伤寒，华罗庚不幸染病，卧床半年。后来病慢慢好了，可是左脚却弯曲变形，落了个跛足的终身残疾。　华罗庚在贫病之中刻苦自学，不但读了许多书，而且还勤于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19岁那年，他发觉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写错了。便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文章，题目叫《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不能成立之理由》，于次年发表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随后，华罗庚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数学论文，署名“金坛人”。

这个在数学论坛上崭露头角的“金坛人”，引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当他打听到这个数学奇才原来是个只读过初中的小青年时，深为震惊，便写信邀华罗庚来当时北平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当管理员。

到清华后，华罗庚的进步更快了。他自学了英语、德语。24岁时，已能用英文写作数学论文。25岁时，他的论文已引起国外数学界的注意。28岁时，他当上了西南联大教授。后来，他又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深造。

在走过坎坷的自学之路后，他成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国外数学界这样评价他：“华罗庚教授的研究著作范围之广，足可使他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40年代后期，华罗庚应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之聘，在那里当教授。　　1950年的一天，这位已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著名教授，在填写户口簿时，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写了“初中毕业”4个字。这虽然使许多人惊讶不已，却是事实：他的的确确只有一张初中毕业证书。这位数学大师的数学知识，几乎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

1983年10月，华罗庚重游美国，接受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荣誉称号。这是美国科学院120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荣誉称号授予一位中国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长在向华罗庚致赞词的时候说：“他是一个自学出身的人，但他教育了千百万的人们。”

赫胥黎 （1825～1895） , 英国博物学家，

赫胥黎曾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

伦敦大学校长。终身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积极宣传和扞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是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他生於英国伦敦西部的伊林， 8

岁时开始上学读书。由于家境贫寒，赫胥黎只读了两年书就停学了。但是他爱好学习，每天坚持自学， 在他自己制订的教育课程表上，

只留下了一个项目：阅读。赫胥黎读书非常刻苦，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因为家里穷， 没钱买书桌，

赫胥黎就点起一支蜡烛，将毛毯披在肩上，然后坐在床上读书。赫胥黎学习兴趣相当广泛， 对什么都感兴趣。开始时想学土木工程， 又想搞桥梁建筑；

后来又转到了医学方面，跟父亲的一个朋友专门学医。由于他聪明好学，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医学知识。但是当他想进外科学院进修深造时，

因为年龄小，未能如愿。赫胥黎求知欲非常旺盛， 学习上永不满足， 他在工作之余，又自学了法、德、意、拉丁和希腊等语言，成为一个自学成才的伟大学者。

在赫胥黎21岁时，

他以海军军医的身份作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第一次冒险远航，根据远航的见闻和研究成果，他发表了论文－－《关於水母的解剖学》，

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赞扬， 并获得了皇家奖章，

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从此以后，赫胥黎迈开了更大的步伐。接着发表了一系列专着和论文，很快成为当时英国的一个最年轻、最有希望的科学家。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后，他竭力支持和宣传进化学说。为了保卫达尔文的学说，

赫胥黎在以后的30年间， 改变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转而研究脊椎动物化石

达尔文的“自学”：向大自然学习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塞文河畔的希鲁兹伯里小镇上。他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是当地名医。他的祖父伊拉兹马列斯.达尔文也是位名医，对于生物学的研究极有兴趣，并且还是个提倡生物进化观念的先驱者。

达尔文可能受他祖父的影响，从小爱好自然。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想知道各种树木的名称，从10岁开始又搜集各种昆虫、贝壳、鸟蛋和矿石。他对学校里教条式的课程几乎不感兴趣，就和哥哥一起做化学实验，读课外书。有一本名为《世界奇观》的书，描述了古代七大奇观，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做梦都想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亲眼看一看古代的奇迹，以及现有的珍贵植物。

16岁那年，达尔文和他哥哥一起进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是，他对医学毫无兴趣，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在两年里，他自己研究动植物学，和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经常去潮水退落的沙滩上拣取动物，有时候就一起进行解剖。在暑假里，达尔文和朋友们去旅行和打猎，使他进一步学会了观察和搜集动植物的本领。

达尔文父亲不理解自己的儿子，认为他不好好学医却终日游手好闲，不求上进，将来一事无成，会给家里丢脸，就让他进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使他戴上了神学的枷锁。可是，达尔文没有沿着神学的道路走到底。在剑桥大学期间，他巧遇“伯乐”——有名的植物学教授亨斯洛。亨斯洛精通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长期不断地观察和研究自然。达尔文正是由于他的帮助和指导，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然科学家。

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有两件事大大地影响了年轻的达尔文。一是他读了两部书：德国自然科学家洪堡著的《南美旅行记》，以及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著的《自然哲学人门》。这两部著作激起了达尔文火一般的热情，他很希望自己能在自然科学的宏大建筑上添加一砖一瓦。另一件事是，亨斯洛教授因势利导，鼓励达尔文努力钻研地质学。达尔文听从他的意见，读了好几本地质学著作，并且在短时期内考察了家乡附近的地质情况，绘制了一套彩色地图。

达尔文快毕业时，亨斯洛介绍他跟随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塞奇威克去北威尔士旅行，考察了那里的古岩层地质。在这次旅行考察中，达尔文学会了发掘和鉴定化石，学会了整理和分析科学调查的材料，并且总结出一条十分有益的经验：某些现象如不注意观察，即使有显著的特征也极容易被忽略掉。后来的事实证明，物种的起源和进化，就是一个显著而历来被人们所忽略的现象。

达尔文的成才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他虽然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是他“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自学中得来的。”这里所说的自学，首先的和主要的就是向大自然学习。

国学大师梁漱溟

与同在19世纪90年代出生的文化大师们，如陈寅恪、胡适、赵元任、顾颉刚、冯友兰、金岳霖、傅斯年、朱光潜等人比较起来，梁漱溟的成才之路较为独特。陈寅恪、胡适等人皆受过大学教育，且多有留学经历，而梁漱溟的最高学历仅为中学。他自己评价说："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梁漱溟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所有今日的我，皆由自学得来。"（同上书）从19世纪末到今天，天资聪颖，入北大、清华等名校深造，受名师指点数载的莘莘学子不知有多少，但能够成为文化大师者，大约难及百分之一；而天资平平（梁漱溟6岁时还不会穿有背带的裤子，读小学时的课业成绩一直在中等以下）的梁漱溟竟能凭借自学而成为出入乎百家，在哲学、佛学、政治学、经济学诸多领域皆有建树的著名学者，实属奇迹。那么，梁漱溟的自学有没有值得今天志于学的人学习借鉴的地方呢？

其一是持之以恒。很早就听过一个传说，古希腊那位最有智慧、为追求真理而的圣人苏格拉底曾开馆授徒。开学第一天，他对所有的学生说：今天只学一件最简单最容易的事，每人将胳膊尽量往前甩，再尽量往后甩，直到300次，以后每天也要这样做。当时学生们都笑了，都甩了至少300次。一个月后，苏格拉底问，有多少人在做甩胳膊300次的动作？90％的学生都举起了手；半年后，苏格拉底又问，有50％的学生举起了手；一年后，苏格拉底再问，则只有一个人举起了手--这个人就是古希腊历史上与乃师齐名的柏拉图。甩胳膊人人都会，每天甩300次胳膊也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但难就难在坚持下去。柏拉图坚持甩胳膊的传说，无非是说明坚持、执着对于成功的重要性。梁漱溟的自学也同样印证了这个道理。他从八九岁开始自学，直至九十五岁高龄辞世，近90年间，一直以书籍为友，以报刊为伴，特别是在奠定其学问基础的青少年时期，梁漱溟生更是孜孜矻矻于自学，无一日间断。当时，他读书看报已经成瘾，以至于"每日不看报，则无异于未曾吃饭饮水。"（同上书）读书读到有这种感受，岂有不坚持下去之理？而一旦坚持下去，离王国维先生所言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也就不会太远了。

其二是为解决问题而学习。梁漱溟曾多次申明：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自己在哲学、佛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是由于问题逼出来的。否认自己是学问家，那是梁漱溟的谦虚或偏好；但梁漱溟说自己的知识（在我们眼里就是高深的学问）源于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梁漱溟自小就长于思考，一思考就发现许许多多的人生、社会问题。他又是一个处世极其认真之人，凡是在其心目中成为问题的，他都不会忽略过去，总是极力找寻问题的答案。为了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关于人生、社会问题的答案，梁漱溟就大量地阅读哲学、佛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刊，参考别人的意见，琢磨出自己的思想。

其三是博采众家之长。在文化领域，能够被誉为大师的人物，其思想观点必有一定的深度和独特性，泛泛而谈，与他人唱同一个调子者，成不了大师。而大师们深刻、独特的见解不是坐在屋里凭空想出来的，他们的思想火花需要前人、他人观点的启发、碰撞，一般而言，在创造文化成果时，大师们都像蜜蜂采花、酿蜜一样，采得许多朵鲜花，才能酿出一小滴甘甜的蜜。梁漱溟的自学成才也不例外。据梁漱溟自己回忆，他中学时每天必读的报刊有好几种，其中既有中国人主办的，也有外国人主办的；既有拥护改良的文字，也有鼓吹革命的篇章；读书时，无论是佛家的经书还是儒家的典籍，也无论是经济类的读本还是政治类的著述，只要认为和自己所思考的人生、社会诸多问题相关，他都尽可能地去研读，并于研读中进行比较、借鉴，然后，再得出自己关于人生、社会问题的结论。于是，他的《究元决疑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著作相继问世，他的文化大师的地位，也因此而确立。

《呐喊》中的《一件小事》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⑵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干校六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

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

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

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

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一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拾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

李；这些木箱、铁精，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守望的距离》 第一辑 存在之谜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有两种哲学家。一种人把哲学当作他的职业，即谋生的手段。另一种人把哲学当作他的生命甚至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智者属于前者，用苏格拉底的话说，他们是“智慧的出卖者”；而苏格拉底自己则堪为后者的典范，他也许是哲学史上因为思想而被定罪并且为了思想而英勇献身的最早也最著名的一位哲学家了。

苏格拉底的经历和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孔子之于中国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近，两人毕生都以教育为主要事业，在哲学思想上都重人生伦理而轻形而上学，分别成为中西人文思想的始祖。

我发现，直接用政治的分野来判断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往往不得要领。苏格拉底诚然是在雅典民主派当权期间被处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站在贵族派一边。事实上，无论在民主政体还是贵族政体下，他都曾经甘冒杀身之祸，独自一人与民众大会或寡头政府相对抗，以坚持他心目中的正义。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还有比当时奴隶主两派的政治更高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哲学所追求的合理的人生。

现在，人们在追溯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源头时，一般追溯到苏格拉底。诚然，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哲人，例如赫拉克利特与德漠克利特，在他们的著作残篇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的格言，但苏格拉底确实是自觉地把哲学对象限制在人生问题范围内的第一人。他在法庭申辩时所说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一语，在我看来是道出了哲学的根本使命，这就是探索人生的意义，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哲学家是一些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人，他们一生孜孜于思考、寻求和创造这种意义，如果要他们停止这种寻求，或者寻求而不可得，他们就活不下去。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克力同》)。所以，当法庭以抛弃哲学为条件赦他的罪时，他拒绝了。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爱智慧甚于爱一切，包括甚于爱生命。

《文化苦旅》 道士塔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 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 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 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杨绛散文》中的《我们仨》

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锺书的堂弟锺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锺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了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锺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锺书和其他两人不熟。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锺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锺书和我随着一群***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锺书写的。发言的反应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Sorbonne）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锺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锺书，不过，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