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做木箱-上海木箱加工

一直不大喜欢冯玉祥，因为觉得他算是一个典型的军阀，如今其的声名实在是过矣。冯玉祥实际上在民国时期的名声并不怎么样，不仅有"基督将军"，还有"倒戈将军"之誉，这点与他的部将石友三倒是相似：）正是由于其的背叛，导致玉帅的一撅不振，而当他穷末路，再次准备投靠玉帅时，却为玉帅所拒绝。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表现仍然很一般，正是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其坚决抗日的态度才使其赢得美名。但的不买帐及其原部将宋哲元的不合作使其在抗战中未能大展拳脚，多少令人有些遗憾。这里算是很简单的列出了其生平：

冯玉祥（1882-1948），原名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省巢，1882年11月6日（清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青县兴集镇一个下级军官的家庭。父亲冯有茂原为 瓦匠，后投身军籍，隶淮军刘铭传部为哨官。因父母境况不佳,玉祥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从小参加劳动，不仅断断续续地上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私塾。

1893年，12岁的冯玉祥便在父亲的军营中挂名领饷，以补家用。15岁正式入营当兵，由于长得魁伟健壮，有"冯大个儿"之称。在军营中，他勤奋好学，操练之余埋头读书，读过一些兵书和操典，懂得洋操，又无不良嗜好，所以升迁较快。1902年在武卫右军被提升为头棚副目，1903年升任四棚正目。1906年，冯又提升为二营后队队官。翌年调任三营后队督队官，移驻奉天新民府。1910年升任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这时，清朝封建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以为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席卷全国。在这之前，冯玉祥已仔细阅读过至友孙谏声秘密给他的《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并初步认识到一切丧权辱国的现象都是同清朝政府的腐败，昏愦分不开的，故而君爱国思想发生了变化。

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在滦州第二十镇组织了"武学研究会"，以读书为名联络同志，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参加的除第二十镇参谋长刘一清、第八十标第一营管带王石清、第二营管带郑金声、第三营参谋官孙岳以及张之江、李鸣钟、韩复榘等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冯玉祥和王金铭、施从云等参加武学研究会的青年军官，在滦州举兵响应，宣布成立北方军政府，通电南北主张共和，公推王金铭为北方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参谋总长，奉之命北上联络的革命党人白雅雨被推为参谋长。但这次起义很快就被清廷镇压下去，王、施、白等14人遇难，冯在海阳镇被捕，后被革职，递解回籍。

清朝覆灭后，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建立北京政府。陆建章奉袁世凯之命编练左路备补军，重新起用冯玉祥，委任为第二营营长，并令其赴河北景县招兵，这是冯玉祥建立自己群众队伍的开始。他自定招兵标准，只收农村质朴精壮的青年，凡当过兵的一概不要。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佟麟阁、冯治安、过之纲等便是这次被招收入伍的，原二十镇旧属来投效的有李鸣钟、韩复榘等，成为他后来建立西北军的骨干。1913年，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晋升为左翼一团团长，又 河 羡背且 带招募新兵。这次招收的有田金凯、吉鸿昌、梁冠英等人。在北京任京卫军团长期间，冯经常到崇文门教堂听牧师讲道，对基督教耶稣"博爱利他"之说深为敬佩，遂于当年由牧师刘芳施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冯曾对人说："救国必正人心，除了耶稣，谁能正人心呢！"他认为，"耶稣博爱救人之旨，与军人献身救国之义一一吻合"，"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的宣传，必收绝大效益"。从此，冯部官兵一律受洗入教。冯并在兵营中设立礼拜堂，每逢星期日都请牧师向中全体官兵宣讲教义，故时人称冯为"基督将军"。

1914年春，陆建章奉命为"剿匪督办"，率五旅兵力赴陕西追剿白朗，冯团扩编为左翼第一旅，途中又改为第十四旅，均以冯为旅馆长。是年秋，第十四旅又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仍以冯为旅长。

当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冯玉祥毅然参加倒袁的革命活动。1915年底，由北洋元老王士珍领衔，全国旅以上将领联名通电拥袁称帝，冯拒绝签名，并对其部下说："我武装先烈以许多热血染成民国，今为袁贼篡窃，很可恨。我辈军人若保不住民国，将何以对去的先烈？"当冯部奉命进川讨伐反袁的护国军时，他便派人同蔡锷的护国军暗中联络，实现局部停战，又趁机率部进入成都，促使四川将军兼巡按使陈宦宣布四川独立，脱离袁世凯的北京政府，给袁的复辟活动以沉重的打击。

1933年春，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的日本帝国主义又侵占了热河全省，接着分兵入侵平、津，5月并进占察哈尔的多伦，深入沽源、宝昌、康保等县。华北局势危急，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更为强烈。冯玉祥不顾的反对，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从泰山到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于5月26日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与团体的拥护和声援，同盟军迅速发展到8万人左右。6月下旬起，抗日同盟军连战皆捷，先后攻克康保、宝昌、沽源3城，并与敌血战5昼夜后收复察哈尔东北重镇多伦，震动中外。冯的声威大振，继而于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则忌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威逼冯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并于7月28日与汪精卫在庐山发表联合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害统一政令"、"滥收散兵土匪"、"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31日，北平当局命令断绝平绥铁路交通。同盟军处于日伪军及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粮弹断绝，军费开支无法筹措，伤兵不能外运医治，加上内部有一部分将领发生动摇，有的被收买。冯玉祥一筹莫展，处境十分困难，被迫于8月5日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

1935年，日军加紧侵略华北，积极策划冀、鲁、晋、察、绥5省"自治运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冯玉祥为团结抗日力量，抵制不抵抗主义，拟定关于党务、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13条意见电告南京，并出席11月1日至6日举行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与李烈钧等20余人提出一个《救亡大计案》，获得通过。该提案包括：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大赦，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起用抗日将领，充实军备9条。同年12月，冯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衔，但有较高的名位，冯利用这胩个身份到处演讲，鼓吹全民团结抗日救国。

""后，被迫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冯玉祥在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何香凝等人共同提出《恢复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获得通过。此后，国民党逐步转向抗日，中国***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七七" 沟桥事变发生，冯玉祥旧部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冯玉祥通电旧部将领，努力："抗敌守土"，"以保千万年之光荣历史"。"八一三"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冯玉祥受命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 沪抗战。但是独揽大权，常常直接向前线各军以至师团下达命令，前方将领多不服从冯的命令。冯十分气恼，未及2月即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职交由担任，冯改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蒋同时又任命萧振瀛为第一集团总参议，唆使萧在前线挑拨宋哲元、韩复榘、冯治安等将领与冯的关系，使冯无所作为。10月冯被调回南京，第六战区亦被撤消。冯玉祥在这种情况下，仍不消极，曾动员并介绍旧部将领回乡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冯自已也利用视察国防工事机会，亲自到河南各地宣传抗日，号召青年参军，支援前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统治更趋，在美国的扶持下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冯玉祥在政治上受到的排挤，1946年9月动身去美国。行前他写了一封《上蒋主席书》，希望蒋不要打内战，要讲和平，实行民主。他抵美后，定居旧金山附近的柏克莱镇。

1948年国内战局急剧变化，人民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冯玉祥决定返回祖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于7月底乘苏联轮船"胜利号"离开美国。9月1日，轮船在敖德萨附近的黑海上突然起火，冯玉祥不幸遇难。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的骨灰安葬在泰山脚下。

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英勇就义，是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人

A、物块沿绳子方向上的速度大小v′=R?2πn．将木块的速度沿绳子方向和垂直于绳子的方向分解，根据平行四边形定则，当运动至绳子与水平成θ角时，木块的速度v=

v′

cosθ

＝

2πnR

cosθ

，知木箱做变速运动，但不是匀加速．故A、B错误．

C、根据P=Fv′，知绳子的拉力F=

P

v′

＝

P

2πnR

，根据正交分解得，N=Mg-Fsinθ=Mg-

Psinθ

2πnR

．故C正确．

D、木箱在水平面上运动，合外力的大小在变化，方向不变．故D错误．

故选C．

清朝真有于成龙这个人吗？

10月13日，到了广州，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来到广州。

重阳节前夕，广州附近的各路队伍，打着醒目的灯笼，云集广州。省城巡防勇丁和城外兵丁的战斗力很弱。有战斗力的安勇一部3000人，经过兴中会运动，答应起义时反正。珠江中吨位最大的安澜、镇涛两艘军舰，也由兴中会会员程奎光控制，准备响应起义。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

翌日，天刚黎明，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以“除暴安良”作口号，红带缠臂做标志。身藏利器的100多名卫队战士，也在起义总机关周围待命。

等待下命令，可是，没有按时回到起义总机关。

原来，在自己的住所接到汕头、西江两路会党的报告：“官军戒备，无法前进。”他还接到杨衢云的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

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向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说明情况有变化，商量应急办法。

陈少白大吃一惊，连忙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如果硬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暂时把事情压下去，待以后再说吧！”

这话说得有道理。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

意识到形势必然是越来越危险，他命令战友们立即离开广州，走晚了恐怕出不去了。他自己去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形势果然发生突变。

当天上午，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

年迈昏愦的谭钟麟淡淡一笑，说道：“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也没弄清楚，要我留神，岂非捕风捉影？”

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向谭钟麟报告：“市面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可能是要造反。”

谭钟麟半信半疑地问道：“党首是哪一个？”

“孙文！”

谭钟麟认识这位名医孙文，孙文常出入督府给少爷、**看病。他不相信孙文会造反，不由仰面哈哈大笑：“孙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

但谭钟麟毕竟是个老奸巨滑之徒。他闭目沉思了一会，决定派人暗中监视，并令军队加强巡防。

侦探到了河南瑞华坊，并不知道的住处，便问在街口闲坐的轿夫：“孙医生住在这里吗？”

轿夫平日与友好，见来者不善，便佯装着糊涂：

“这里只有伊医生，并没有孙医生。”

侦探信以为真，也就走了。

宛如常日一样，他和区凤墀牧师准时赴王煜初牧师娶媳宴会。城内谣言四起，街上兵弁来回不断。情知有变，仍然谈笑自若，旁若无人。

区凤墀却很诧异，问：“为什么今天的兵弁这么多？”

微微一笑：“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

区凤墀大吃一惊，忙回：“什么缘故？”

反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要举事，你没有听到吗？”

谭钟麟得到飞报，兴中会会员朱淇自首告密，他大吃一惊，连忙调兵遣将，把守各处关口、码头。

朱淇的哥哥朱湘，是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当他知道朱淇名列党籍，作《讨满檄文》，生怕株连自己，便冒用朱淇名义向李家焯自首告密。

陆皓东得到消息，立即安排机关人员转移，自己最后离开，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经管的同志是否带走，决定返回机关寻找。这样做十分危险，同行的同志极力劝阻他。陆皓东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如果 落人 敌手，我们岂不是被一网打尽？我个人即使冒生命危险，也要保全同志，实属份内的事。”说罢，毅然返回机关。

陆皓东进了机关，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门外，兵勇果然接踵而来，将机关包围得水泄不通。待兵勇破门而入，名册已经烧成灰烬。如释重负的陆皓东露出欣慰的笑容，从容被捕。

谭钟麟令南海县县衙李征庸审讯陆皓东，妄图迫使他供出同党，一网打尽。陆皓东昂首挺立，不跪不拜。他反令李征庸拿纸、笔、墨来。陆皓东奋笔疾书：“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29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觍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讵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民众，据我子女玉帛，试思维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 历史 尤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手。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李征庸狂施酷刑，陆皓东拒绝供出同党。铁钉插入陆皓东的手、足，凿掉了他的牙齿，鲜血淋淋的他始终坚贞不屈。他横眉冷对审判官，嘲弄地问：“你虽然严刑加之我身，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又奈我如何？”

11月7日，陆皓东在广州英勇就义，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谭钟麟发出布告，以悬赏花红银1000或数百元缉拿、杨衢云、郑士良等人。

化装成商人，镇定自若地来到水鬼潭埠头，登上一只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辗转水路，经香山唐家湾到澳门，然后抵香港。

陈少白、郑士良早已来到香港，他们坐卧不安，忧心如焚。他们听说已经被捕，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使他们惊喜交集，连忙问道：“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放下行李，神秘地笑了笑：“这个待以后再说，先谈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想起他的老师康德黎，便去请教。

他向康德黎通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经过，询问他们住在这里是否安全。

康德黎听罢，自己也无主意。他沉思一会，说自己不久要回英国，要去见友人丹尼斯律师。

丹尼斯详细询问了情况，觉得这是个棘手的事情。他翻阅了法律书籍，查无案例。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劝告：“像这样的事情，我看最有效的安全措施，还是你们马上远走高飞为妙。”

鞠躬致谢，正要告辞，丹尼斯把他叫住，不厌其烦地叮嘱他：“北京的臂膀虽然弱，但仍然是长的。不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必须留心总理衙门的耳目。”

果然不出丹尼斯所料，香港政府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宣布五年内禁止等人入境。

香港既然不是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陈少白、郑士良决定立即离开香港。

到哪里去呢？一时间，他们又茫无头绪。

从报纸上，看到当天晚上有船开赴安南。正是急不择路的时刻，去安南也未尝不可，就派人去买船票。怎知，这是艘货船，不载客人。再去打听，还有一艘“广岛丸”的日本货船，有4个客位，11月2日启航日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决定乘坐这艘货船出走。

从汇丰银行里取出300美元，以备东渡之用。时间仓促，也来不及向康德黎老师告别了。

“广岛丸”一出港口，便遇上大风，海浪像山起谷落。

8天之后，“广岛丸”在日本神户港靠岸。他们踉踉跄跄地走上岸来，举目四望，一切都异常陌生，到了一个使人茫茫然的世界。

等人从神户转到横滨，在那里见到了陈清、谭发等人，又结识了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兄弟，联络了20多位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冯镜如任分会长。

决定到欧美各国向华侨宣传革命。他先赴美国，尔后去英国。

1896年10月11日，在伦敦去探望他以前的老师康德黎，在大街上被邓廷铿等3个中国人纠缠，以认同乡为名，拉着去“吃午饭”。被他们挟持到一幢房子里，关闭起来。

的邓廷铿是清朝政府驻英公使馆三等翻译。公使龚照瑗在清廷授意下，出7000英镑的高价，向格来轮船公司租了一艘2000吨位的轮船，造了一只木箱，准备秘密地把装进箱内运回国。

被幽禁在使馆三楼的一个有铁栅的小房间里。他是坐以待毙，还是设法冲破罗网，重获自由，必须迅速作出选择。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危在旦夕的，决计逃走，不肯坐以待毙。重获自由的关键，在于能传消息于外，他多次耐心说服常给他打扫卫生的使馆英仆贺维太太和清洁工柯尔，暗中给康德黎送信。

康德黎知被囚禁，四处奔走，积极设法营救。他先后到英国外务部和伦敦警察署、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交涉，都无结果。最后，康德黎只得把被非法诱捕的消息以《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的拘囚》为题在《地球报》上发表，其他各报纷纷转载，震动了伦敦的舆论界，引起英国人民对清朝公使极大不满，公使馆门前聚集着数百名示威的群众，高呼：“释放孙逸仙！”一些市民号召捣毁清使馆。

英国政府怕引起风潮，派遣代表去清政府使馆交涉，首相兼外相沙侯向清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人犯。

清使馆不得不把 羁压 12天的释放。从使馆里走出来的时候，街头人山人海的群众向他挥手致敬。孙逸仙的名字传遍世界，声名大著。

1897年8月的一天，在日本横滨陈少白的寓所，接待了慕名而来的一位日本人宫崎滔天，这位日本人比小5岁。

他们寒暄之后，宫崎首先发问：“我早已听说先生以中国为志，希望详细领教先生的革命宗旨和方法。”

低头沉思，徐徐开口：“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

宫崎急剧地思索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个人能担起振兴中国的重任吗？他能够身居4万万百姓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吗？

宫崎滔天原名寅藏，别号白浪奄滔天，出生在自由民权运动活跃地区的一个“自由民权之家”——日本熊本县荒尾村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他少怀大志，早有救世的念头，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目睹当时亚洲大部分国家变成欧美侵略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曾经希望日本能负起挽救亚洲的责任。可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却成了欧美列强压迫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伙伴，充当了侵华急先锋。这样，他把复兴亚洲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事业。他遍访才俊之士，终于得遇孙逸仙先生。

继续说：“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清廷执掌政权已经200多年，以政策为要义，以压榨人民为能事，积弊日深，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因此，我辈力量虽小，仍然冒险起事，只是不幸遭受失败。”

宫崎凝视着，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平民和人道主义的维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与它直接痛痒相关？我才疏学浅，本不足以担当大事。然而，现在不是以此重任推给别人，而自己袖手旁观的时候。”

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因此，我才自告奋勇，愿为革命的前驱，顺应时势的要求。如果上天庇佑我党，有豪杰之士前来援助，我立时让出现在的地位，愿效犬马之劳。如果无人，只好奋力肩此重任。”

这在宫崎听来，仿佛是滚滚的激流，稍遇遏制，顷刻又飞流激溅。

停顿片刻，又说下去：“我确信，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缔交就是一例。征兆已经出现，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的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我辈的志业。拯救中国4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持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可迎刃而解。”

宫崎觉得的话言简意赅，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洋溢着无限的 热清 ，恰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暗自称赞：孙逸仙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他的 情感 又何其恳切！在我国人士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个？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

宫崎从此决定通过协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心悦诚服，矢志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

翌日，宫崎和友人平山周乘上去东京的列车。

到了东京，他们俩人直奔犬养毅的家门。

犬养毅正在客厅抽烟。一见他们进来，笑着说：“你们回来了。”

宫崎喜气洋洋，显得十分得意：“犬养君，我们这次不辱使命。”

犬养盘膝而坐，慢条斯理地说：“有什么值得这样高兴的呀？”

“我们见到了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

原来犬养毅是日本民党领袖。松方正义组阁后，犬养毅以在野党领袖名义推荐平山周和可儿，受外务省委托前往中国南方调查秘密会党的活动。行前陆军省参谋部宇都宫太郎少佐告诉他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孙文，他是提倡革命的，你们要多注意这个人。”他们在横滨英文报上看到载有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消息，怀疑孙逸仙就是孙文。到了上海，他们在书店里发现写的《伦敦蒙难记》，立刻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才知道的概况。他们赶快将这本书摘要译成日文。到了香港，又用了10多天时间，查阅了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得到一些有关孙文生平的资料。他们很快将这些资料报告了犬养。

现在，犬养又听了宫崎的报告，喜出望外，问道：“他在哪里？”

“就在横滨，我和他谈了一整天。你想见见他吗？”

“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

“见面并不困难，只是孙先生的生活还没有着落。”

“你们可以找平冈浩大郎（日本著名实业家）商量，一两年生活费用，他是出得起的。”

犬养思索：麻烦的倒是外务省的态度。他决定到外务省去找外相大畏重信谈谈。

犬养取得了外相大畏重信的默许，派宫崎和平山专程去横滨，迎接来东京相会。

有了犬养、宫崎他们的帮助，在东京市麴町区平河町五丁目30番地租了一栋房子居住。以平山语言学教师的名义，由东京府发给“居留地外侨许可证”，准予留居日本。

通过宫崎和平山周的介绍，不但认识了民党领袖犬养毅和大畏重信，随后又结识了萱野长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福平诚、宗方小太郎等人。

1899年，往返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宣传革命，结识同志，为了再次策划武装起义，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偕同日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和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他们在湖南、湖北对哥老会各首领进行了发动。

命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会党机关，与广东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

这年冬季，联络会党的工作基本就绪后，兴中会便邀约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在香港集会，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会上，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兴中、三合、哥老三会结成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一致推选为总会长。

1900年5月的一天，收到香港陈少白一封信，报告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主张革命党人与李鸿章联合“改造中国”的献策，征求的竟见。

原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侵华的各国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者企图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勾结这个地区的军界、政界头目，倡议“东南互保”。两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加入“东南互保”的行列。何启认为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主张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传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的同意，又向陈少白献策：首先由革命党人联名向卜力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请求给予协助，然后由卜力居间撮合。

既了解李鸿章的为人，又对英国策划李鸿章同革命党人“合作救国”的方案抱有怀疑态度。

正在这时，接到了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邀请他来粤的信件：“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读了这封信，不由在房里来回踱步。他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刘学询的信又使他不忍放过机会。他想：

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不妨一试。

陈少白根据的指示，召集在港的兴中会骨干草拟了一个方案，署签、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8人的名字交给卜力。

卜力马上指使英国驻广州领事暗中与李鸿章接洽：粤省如能毅然向北京政府宣布自主，港督可相机协助，并联合各国领事一致赞成。

清廷还未陷于绝境。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仍然迟疑观望，不肯正式表态。

1900年6月9日，依约与杨衢云、郑士良、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乘法国邮船“烟狄斯”号，从横滨出发，直赴香港。

在船上同大家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他说：“在保安条例规定期限内，我不能在香港停留，因此，我们到香港后，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和宫崎上岸办事，我即去西贡，然后前往新加坡。我们在那里会集，观察情况，然后决定以后的大计。”

宫崎提出建议：“现在应该联合康有为，共同协力办事。”

康有为和因戊戌变法失败，于1898年秋季流亡日本，通过宫崎和平山的居间联络，等满腔热忱地希望联合康、梁共同反清。、陈少白同康、梁分别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由于康、梁坚持保皇立场。谈判没有结果。

对于宫崎的建议，认为可能性不大，由于大家赞成，也就同意了。

17日，船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安澜”号炮舰来接、杨衢云。大家对李鸿章不放心，建议改派宫崎、清藤、内田3人作为的代表，前往广州谈判。

3人上了“安澜”号炮舰，被接到广州刘学询寓所谈判。

宫崎提出了保证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作为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刘学询当即请示了李鸿章。

刘学询传李鸿章的话：“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傅相不便有所表示。至于借款6万元，傅相表示同意，先在香港付予一半，希望孙逸仙先生早日前来，共商大事。”

宫崎等人连夜返回香港，已前往西贡。宫崎他们在香港停留了3天，办完了事，便赴新加坡。

在新加坡，宫崎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怀疑宫崎此行的目的在于行刺，不但避而不见，并向英国殖民当局控告他们。

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入狱。

来到新加坡，获悉宫崎、清藤被捕，立即组织营救。英国殖民当局虽然释放了宫崎、清藤，但却勒令他们和立即离开新加坡，5年内不得入境。

一行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他们刚刚到达香港海面，便接到香港警署的通知：的5年驱逐令尚未满期，不准登岸。

在香港港口船上得到李鸿章放弃“两广独立”的计划，李决定进京。孙、李“联合救国”成了过眼的云烟。决定加紧策划起义。

入夜，在船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广东惠州，准备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联系会党；同宫崎、清藤则转回日本折入台湾，待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

9月18日，等由神户经马关抵台湾，即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揽了一批军事人员，等待起义军进抵厦门时渡海接应。他们与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请求支援他们的活动。

明朝可以免于灭亡的机会有哪些？

清朝是确实有于成龙这个人的，而且在清朝的于成龙不止一位，在清朝有两位于成龙。

于成龙

1、老于成龙

为啥第一位于成龙要叫老于成龙呢，因为他年纪比小于成龙要大一些，为了区分，大家才叫年龄大的为老于成龙，年龄稍小的叫小于成龙。而老于成龙出身于乡绅之家，是山西永宁人，曾官拜两江总督。

老于成龙在清朝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从官僚机构的最底层做起，始终秉持着本心为国为民，他虽然在普通的岗位上做着普通的事情，但他的一生却十分传奇，令人敬佩。老于成龙生于1617年，他是在清朝顺治年间就开始做官的。

在顺治十八年老于成龙成为了罗成知县，当时的老于成龙已经四十五岁了，但他却在垂垂老矣的时候拥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和危险并存，当时的罗城虽然是一个县城，但是整个县城才6户人家，罗城地处偏远，山多不说还有瘴气环绕，更可怕的是野兽也非常多。

想想看整个县城才六户人家，做这个知县有啥用？更离谱的是整个县衙也破破烂烂四处漏风，县城由于战乱和盗匪的原因也是破烂不堪，连城墙都没得。但老于成龙抱着必的决心来到了罗城，他挥泪告别亲小从零开始在罗城一待就是七年，终于把罗城变成了一个普通而正常的县城，他一步步从罗城知县做到两江总督。

这期间老于成龙挥洒了无数的血和泪在这片土地上，虽然他出仕晚，但是他做出了一番成绩让其他官员难望其项背。老于成龙如此有成就，又是难得的清官廉吏，那么小于成龙又是怎样的人呢？

告别妻小的于成龙

2、小于成龙

小于成龙和老于成龙都是清朝年间难得的清官，小于成龙曾官至河道总督和直隶巡抚。小于成龙也在清朝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小于成龙生于1638年，他是辽东望族，又是八旗之一，所以他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在熟习满文之后，就进入了国子监，此时的小于成龙年仅20岁。

正是因为如此，即使小于成龙没有老于成龙年纪大，但两人入仕的时期却不差多少。1668年四月，成为小于成龙成为其伯父的继子，因此受其影响成为了乐亭县的知县。

小于成龙和老于成龙都是从知县做起，他们在初入仕途之时面临的都是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虽然乐亭县是一个县城，但这个县城的境况也非常的不乐观，县城在小于成龙上任后的六月份发生了水灾，水灾非常严重，造成了田庐损毁，而小于成龙如实禀告上级，上级却想瞒天过海。

这让小于成龙十分不满，他面对流离失所的百姓，实在做不出违心之举，面对深陷泥沼的百姓他痛苦流涕，如实上书，请求朝廷进行赈灾。小于成龙的刚正不阿从此闻名，而且他爱民如子，断案如神，治理水患赈灾都井井有条。

勤俭的于成龙

不管是老于成龙还是小于成龙，他们都为大清朝鞠躬尽瘁而后已。

江右帮的商会规模

我们在看《鹿鼎记》里看着天地会反清复明之类口号的时候总是报与一哂：天地会的那些傻瓜这是何苦呢？天下已定，大势已去，你们忙个什么劲？仔细想想其实不然，大明王朝是我们汉人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它的覆灭是汉人永远的痛。

免于灭亡十大机会

1，嘉靖时代，兵部尚书夏言力主收复河套，反而被奸臣严嵩诬陷勾结蒙古意图谋反，遭嘉靖皇帝冤杀！

点评：明朝坚持文官带兵制度，兵部尚书多为毫不知兵的腐儒，难的还有夏言这样富有战略眼光者。当时蒙古内部分裂，互相攻杀，鞑靼部可汗主动请降，以河套草原为厚礼。明朝却把这天大的陷饼扔出了门外，实在是天下头号傻瓜。

事实上，明朝后期与满清作战之所以不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马的河套草原在蒙古人手里，造成了明朝马匹奇缺，以步军为主的明军难以抵挡满清骑兵的冲击。而且满清也经常通过蒙古人的控制区域袭击北京。

若河套草原在明朝手里，既可为军队提供大量马匹，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骑兵队伍；又可以河套草原为基地，遏止满清对于蒙古草原的扩张，实为制约满清的一个重要棋子。可惜明朝却忙于内斗，弃重要战略要地于不顾，可悲可叹。

2，张居正后，其新政措施被彻底废除，张居正家人也被办罪！

点评：明朝后期，国家财政收入不过两千万两，加上?辽响?也不过三千万左右，还闹得民变四起。以明朝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却闹得国库入不敷出，实在是不应该。明朝税收最大的弊端，在于纳税最多的恰恰是最贫困的群体。

如此荒唐的税收办法，百姓又怎能不造反。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质上就是按照个人财产进行征税，平衡贫富差距，同时丈量土地，遏止土地兼并，缓和社会矛盾。张居正当政十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有八千多万，超过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

万历九年时的国库存粮充盈，即使十年闹灾颗粒无收也足以支用，这一点连汉朝文景之治也不可及。

可惜了万历皇帝这个败家子，张相国一就倒行逆施，一条鞭法全部废除，税收改为竭泽而渔的政策，还闹的山东苏州接连发生民变。明朝后期国库的空虚，起义四起。祸根正在于此。假如明朝可以沿用张居正的财政政策，最起码国家内部可以保证稳定，明朝可以用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应对满清的入侵。如此雄厚的国力，何愁满清不灭。

3，萨尔浒大战，明朝四路大军全军覆没，满清崛起。

点评：直到今天人们还搞不明白，十万对六万，用的也都是名将，咋就打不过努尔哈赤的六万女真人呢！

其实明朝从一开战就注定了失败，国库空虚，拖欠军饷，战士士气低落，（万历皇帝的税收政策惹的祸），加上一个愚蠢的四路进兵的主意。汉武帝第一次打匈奴也是四路进兵，结果让匈奴来了个各个击破，李广全军覆没。从此再不敢分兵作战，果然打了一场胜仗。与游牧民族作战最忌分兵，敌人在暗处我在明，加之地形不熟，一旦遭敌偷袭各个击破，覆灭的下场也就不远了。

若明朝四路大军合力一处，那满清至多是骚扰一下明军而已，难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此战即便无功也不至大败。四路进兵的荒唐主意正是杨镐出的，此人无德无能，仅靠巴结宦官得以高官。

抗倭援朝战役他冲锋在后逃跑在前，白白葬送了蔚山战役大好战局，让岛津弘义从明军眼皮子底下逃走。偏偏万历皇帝好了伤疤忘了痛，如此重大的战役又启用了这个脓包。当时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就曾质疑过此战法，可惜未被采纳。其实就算兵分四路也不是没有胜利的机会，只要推进得当，相互呼应，用兵谨慎，加上良将指挥，一样可以把女真人打入地。

明朝当时不缺良将，熊庭弼和孙承宗都是文武双全的将才，可万历皇帝偏偏放着不用。以至让努尔哈赤一战定乾坤，从此和大明朝分庭抗礼。

拖欠军饷，战法荒唐，用人不当，三项错误哪怕明朝少犯一个，此战也绝不会大败。满清也不会崛起，可惜，可惜。

4，天启末年崇祯初年，满清两次进兵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明朝皇帝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

朝鲜灭亡，成为满清藩属。

点评：大家都说万历皇帝糊涂，从此事看来，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更是愚蠢到家了。

万历皇帝再糊涂，也还知道朝鲜中国唇亡齿寒的道理，硬是不惜花七年时间把小鬼子打趴下。

有人说明朝皇帝有骨气，看看这两个家伙的表现，是有骨气的作为吗？失朝鲜则失中国，你爷爷万历懂得，做孙子的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满清攻朝鲜用了近十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满洲人置于地。

当时的朝鲜还是打得很顽强的，几乎让满清陷入泥潭里。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当然，当时明朝刚经过宁远大战，需要巩固防线，就算辽东大军准备不足，明朝全国有200万军队，山东江苏还有明朝的水师，以明朝战船的航海能力，援救朝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辽东军坚守宁锦防线，调各地精锐水陆并进援助朝鲜，水师经鸭绿江断清朝十万大军后路，纵然不能得全胜，朝鲜也不至灭亡！

丢了个朝鲜事小，但明朝的不作为算是彻底让人寒心。朝鲜战前，大部分蒙古部落还是站在明朝一边；朝鲜战后，几乎全都倒戈向了满清，结果是满清之后数次从蒙古地区入寇中原，打得明朝找不到北。更为严重的，朝鲜雄厚的资源更是给了清朝以支持。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可谓痛心疾首。

5，天启末年，袁崇焕与满清议和，遭阉党诬陷，被迫解职，议和遂告破裂。

点评：宋朝出了个秦烩，从此中国人就视议和如虎，似乎谈议和就是卖国。

实际上议和是个中性词，关键是看在什么条件下议和，议和又是怎样的条款。

汉高祖与匈奴和亲，唐太宗与突厥订谓水之盟，从条约本身看，无一不丧权辱国，可也正是这些条约，为中国赢得了休养生息的备战时间，经过养精蓄锐，终于有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胜利和唐太宗灭亡突厥的奇功。可惜明朝皇帝鼠目寸光，一听议和就暴跳如雷，仿佛议和就是卖了祖宗的万里江山。事实上当时与满清议和，对明朝来讲有百害而无一弊。

当时明朝国内朝败，关中连年饥荒，民变四起。明朝军队忽发于关中，忽调往辽东，两线作战自顾不暇，明朝太需要充足的时间去整顿内部，安抚民众恢复生产了。暂时的退让以积蓄实力有何不可。

况且当时的满清对中原江山还不敢存非分之想，一没敢向明朝要公主来和亲，二没敢称皇上，条约里甚至连独立都不敢提，只希望明朝皇帝封其一个爵位，与明朝诸侯王平级而已。这种条约既不破财又不伤面子，损失比汉朝的和亲要少的多。

更何况一旦条约订立，满清与明朝就可进入相持阶段，明朝有充足的时间和国力来准备收复辽东，而以满清的人口和国力，是无论如何也拖不过明朝的。只要明朝皇帝有收复山河的决心，女真人的覆灭就只是时间问题。可偏偏明朝皇帝一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慷慨忠烈得荒唐。

此后，李自成起义，明朝军队内忧外患，两线作战，终于导致了国家灭亡的下场。

6，满清第一次兵围北京战役，皇太极用反间计骗崇祯杀了袁崇焕，明朝自坏长城。

此后，满清数次经蒙古入寇北京，给明朝以沉重打击。

点评：整个事件里明朝一共犯了两大错误，第一就是杀袁崇焕。

这是傻瓜都明白的。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袁将军冤枉，惟独北京人民和崇祯皇帝认为袁将军该杀。

当时袁将军千里奔袭，阻击清军，使清军进攻被遏止，此战虽打得漂亮，但袁将军自己也承认，以九千骑兵阻击清朝十万大军，是带有性质的，胜得实在侥幸。其后就坚守不战，等待援军。满清被拒在城外，就在北京城周围以烧杀抢掠泄愤，于是北京老百姓就把遭殃的帐算在袁崇焕头上。

老百姓的愚昧还可以理解，但崇祯的不知兵就是荒唐了，坚守待援是每个有头脑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偏偏崇祯不明白。杀了袁将军，更是寒了二十万辽东军民的心，为了这么个糊涂蛋肝脑涂地，到头来也是被冤杀在菜市口，还有谁能为这样的朝廷尽忠？袁将军后，其部将多人投降满清，祖大寿虽至未给满清出一计，其部队却成了满清灭亡明朝的先锋，孔有德等人更是封王封侯。此后，明军叛变者日益增多，辽东防线更为虚弱。

第二则是战术上的错误，清朝十三万人孤军深入，其实是犯了兵家大忌，长城沿线各关隘依然在明朝手里。

若明朝能在京城外与敌人长期相持，再集中数倍于敌的大军封锁长城关隘（这对明朝不是难事），将其合围，满清十三万大军必将陷入地；即使皇太极能侥幸突围，满清也必定元气大伤。（俄罗斯在对抗拿破伦时即用此法）

假如明朝更有胆气一些，一面调集内地兵马援救京城，一面由祖大寿率辽东兵北攻满清老窝，引满清主力回援，再于半路截杀，（即围魏救赵之法）那更是一刀捅进满清心窝，满清势必一战即亡。

可惜崇祯皇帝内不识忠奸外不辨兵事，仅将满清击退就心满意足，让本是一次置满清于地的绝好机会白白丧失。

7，明朝末年，关中持续八年大旱，闹的民变四起。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起义，天下大乱。

明朝曾一度取得平叛胜利，收复张献忠，击败李自成，赢得了一时的安定。

但天灾持续，明朝又没有采取措施进行赈济，导致民变再生，李自成东山再起，最终灭亡明朝。

点评：明朝能在两线作战的情形下平定李自成第一次起义，实在是上苍眷顾幸运之至，这本是明朝振兴的大好机会。

有人说明朝灭亡是因为天谴，但仔细看看历史，汉唐时代关中也曾有过类似灾难。

唐高宗时代关中曾连续干旱十年，受灾四年，结果唐高宗采纳宰相裴炎的建议，在关中第三年大旱时果断停止了对西突厥的用兵，调十万大军兴修水利，同时尽全力赈济灾民。其后七年虽旱灾横行，但关中却出现灾年无灾的奇迹。

其后唐朝稳定了内部，兵发西域，灭亡西突厥，势力扩展到帕米尔高原。

后来唐玄宗开元二年，关中又出现百年不遇的蝗灾，加上官吏暴虐，横征暴敛，天灾人祸激得民变四起。

唐玄宗命宰相姚崇主持灭蝗，杀四十二名贪官平息民愤，并令各王公大臣拿出私家俸禄赈济灾民，一举扭转了局面。

这才有了后来的开元盛世。可见天灾并不可怕，重要的在于人谋。明朝的天灾，可以说是七分人祸，官吏贪婪，横征暴敛，国家不顾灾荒，一味加税，终于导致人民起义。如果在明朝平定李自成第一次起义后果断采取措施，整顿吏治和税收，调集江南钱粮赈济灾区。（明朝有京杭大运河，做到这点应该不难）并花大力气治理黄河，（明朝的科技和人力作到这点也不难）以稳定人心，安抚百姓，那李自成绝对没有作乱的土壤，农民军攻克北京的一幕也绝不会上演。

可惜，在对待天灾问题上，崇祯皇帝连唐朝最懦弱的唐高宗都不如。

8，明清松山战役，明军十三万清军十万，主将洪承畴定下步步为赢的战略方针，以相持战的战法，依靠优势的火器防御层层阻击清军，几乎把清军拖垮。可惜糊涂的崇祯皇帝好大喜功瞎指挥，接连四道诏书逼洪承畴出战，洪承畴痛哭一场，明知必败依然出击。结果兵败被俘。此战是明清之间最大规模的主力决战，自此，明朝尽失关外堡垒，山海关成为前线。

清朝掌握了全线进攻明朝的战略主动权。

点评：此战是明清之间最大规模的主力决战，几乎是关系着满清的生，明朝胜则满清衰，满清胜则明朝再无法在关外立足。十万八旗兵几乎是满清的倾国之力，明朝也精锐尽出。应该说此战从开始阶段还是向对明朝有利的方向发展。

洪承畴虽说没有气节，但军事才能还是很强的，甚至不亚于袁崇焕。更何况，他的身边是袁将军留下的宁锦防线，配备大量精良火器。若打攻坚战，满清势必吃亏。祖大寿的临阵倒戈又为明朝增添了生力军，并撼动满清全线。

从兵力上看，明朝十三万满清十万，但明军野战能力弱于满清八旗。更何况如此大规模的兵团作战，表面看打的是军力，实际上打的是钱粮、后勤乃至综合国力。满清国力弱小，速战速决是唯一的选择，而洪承畴制定的相持战战略则是明军扬长避短的最佳战法。只要再给洪将军个把月的时间，满清就将被彻底拖垮。而他的这一方略也眼看就要成功了。可惜崇祯皇帝连这个把月都等不了了。平心而论与宁远之战明朝政府的不作为相比，崇祯对此战还是很重视的，可事情坏就坏在他的重视上。

汉武帝亲自制订攻击匈奴的方略，是因为他本人自小熟悉军事，且对匈奴的情况有完整的了解。

崇祯没有汉武帝的本事，却偏偏要凑这个热闹。崇祯逼洪承畴出战的四道诏书，比秦桧催岳飞回师的十二道金牌还要可恨，毕竟岳飞还是把军队完整的带了回来，可崇祯的诏书却直接断送了十三万大军的性命，和前线原本大好的局面。

后人都骂洪承畴卖国求荣，不可否认洪承畴后来的表现实在是一个汉奸，可谁想过此战中他是在力战到最后一刻才被俘的，又有谁想过象崇祯这样昏庸无能的皇帝，又怎么值得为他殉节效忠呢！这一点，连明朝遗老黄宗羲也看不过去了，他在《崇祯年评传》里也毫不客气的批评了这一切。回想这场战争，我们得到的，除了遗憾与叹息外，更多的则是深深的悲凉。

因为一个王朝甚至一个民族的命运，就被一个白痴皇帝的四道诏书所改写了。

9.北京失陷后，南明建立，不久清军南渡长江，兵不血刃占领南京，南明小朝廷灭亡。

点评：和南宋同样的情形，但南宋尚且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南明却迅速败亡。宋高宗再昏庸，也比弘光帝圣明一点。

宋高宗还知道收编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如虎狼之师的岳家军对抗敌寇，弘光帝除了享乐之外别无所长。

当时明朝在长江沿线尚有几十万大军，可一个无能的皇帝加几个卖国的大臣，就足以把国家卖掉了。

不容否认江南百姓和官兵的抗击还是英勇的，嘉定，江阴和扬州都给了满清以极大打击，使他们以屠城泄愤。

但皇帝投降，群龙无首，军队各自为战，这样的抵抗最终也只能被满清各个击破。假如弘光皇帝哪怕有宋高宗的一点血性，假如明军可以上下一心，凭借长江天险拼守卫，那满清是很难过长江的。最差的结局也是和满清划江而治，纵然不能光复山河，也可使明朝政权再残存下来。

今天有人说江南人懦弱，说江南是卖给满清的，但是从历史的真实情况看，江南百姓的抵抗还是英勇的，他们打出了中国人最后的血性和勇气，可谓是虽败犹荣。百姓没有要卖国的，甚至大部分军队也是要抗战到底的，卖国的是皇上，是那些高官厚禄的大臣，是那些满足苟安的皇亲国戚，是那些满口君君臣臣读圣贤书做肮脏事的腐儒。

三千大军齐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一出《桃花扇》传唱千年。有人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世界第一大悲剧，我看《桃花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出戏深刻的揭示了一个真理：我们为什么会亡国，我们为什么会被屠杀？

10，永历政权建立后，李定国将军在云南贵州一带连破清军，杀清军两位王爷，清军在西南的兵力几乎被损失殆尽。

满清统治区里大量汉军也举兵起义响应。李定国于是奏请永历帝出兵四川，抢在清军主力南下前占领巴蜀和汉中地区，以进兵中原。但永历帝却担心李将军功高震主，于是令其原地休整，并派孙可望分其兵权，谁想孙可望举兵叛乱，永历政权发生内讧。叛乱虽最终平息，但南明元气大伤，更使清军赢得了集结兵力的时间。不久吴三桂进兵云南，永历政权灭亡。

选自：365知识网

点评：这简直是抗清战争以来最好的局面，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光复山河的良机。当时满清虽已有百万大军，但三分之二为汉军，其多数汉军都还处在观望状态，并不真心效力。李定国接败孔有德和尼堪外兰部，射杀二王，可以说是对满清西南势力的毁灭性打击，更使得满清汉军军心浮动。湖广总督就曾上奏满清朝廷，说汉军已不敢与李定国部战，请求朝廷速派八旗主力。而清军主力若要增援，没有几个月是办不到的。

何况郑成功此时也在福建牵制清军。四川虽说有天险，但从贵州入川，比从中原入川要方便的多。若占四川汉中，那进可取八百里秦川，退也可凭天险自保。若此方略成功，明朝可以说是进退有余，光复山河大有希望。与明朝诸多昏君相比，永历皇帝还算是比较开明的，接纳李定国的大西军显示其魄力。

但他继承了他祖宗一贯的猜忌心，不敢委以重任，更兼重新宦官，以至起用了孙可望这个败类。

这真是重蹈了明朝昏君的覆辙。明朝不缺将才，可惜皇帝无能，用人不当，让这最后的机会也白白流失掉了。

之后，李定国败退缅甸，含恨客他乡。永历皇帝被吴三桂活捉，用弓弦勒，明朝也就这般寿终正寝了。

由此看，并不是满清灭亡了明朝，而是我们自己葬送了自己。

明朝军事的四个世界第一

作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朝代，明朝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很多伟大贡献。但它在军事技术方面取得的四个世界第一，却鲜为人知。

早在16世纪，各种类型的水雷就已经成为明朝海军的重要武器。1549年制造的?水底雷?，可称为世界上第一枚水雷。该雷用木箱做雷壳，油灰粘缝，下面的绳索连接铁锚，控制深度，人工操纵击发，比西方制造和使用水雷早了200多年。第一颗定时爆炸水雷是1590年制造的?水底龙王炮?。该雷用牛脬做雷壳，内装黑火药，用香点火作引信，凭借香的燃烧时间来定时引爆水雷。第一颗触发水雷是1637年明朝末年制造的?混江龙?水雷，该雷通过与舰船直接接触进行引爆。

据史料记载，在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时期，明朝海军曾使用?水底雷?一举击沉日本一艘大型战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水雷取得实际战果，比日俄战争（1903-1905）中的水雷战早了近3个世纪。

明朝在16世纪发明的?火龙出水?是一种用于水战的两级火箭。?火龙?的龙身由约1.6米长的薄竹筒制成，前边装一个木制龙头，后边装一个木制龙尾。龙体内装有火箭数枚，引线从龙头下的孔中引出。龙身下前后共装4个火箭筒。前后两组火箭引线扭结在一起。前面火箭药筒底部和龙头引出的引线相连。发射时，先点燃龙身下部的4个

火药筒，推动火龙向前飞行。火药筒烧完后，龙身内的神机火箭点燃飞出，射向敌人。这种火箭已经应用了火箭并联（4个火药筒）、串联（两级火箭接力）原理。它用于水战时，可在水面上飞行数公里远。当飞向敌舰时从空嘴发射火箭直接攻击对方舰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从战舰上发射的大型远程火箭武器，堪称?反舰导弹鼻祖?。明朝海军也因此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支装备和使用反舰火箭的海军。

明代工匠设计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由钢轮压火击发引爆的铁壳地雷。明朝陆军广泛装备了这种地雷，并用它在江浙地区多次重创进犯的倭寇。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实战中使用非人工引爆的触发式地雷，西方到18世纪以后才有类似的武器。

明朝陆军曾装备有一种?虎蹲炮?。此炮首尾长2尺，炮头由两只铁爪架起，外形酷似一只蹲卧的老虎，看起来煞是威风。开火前，先装填5钱重的或石子上百枚，再用一个重30两的大或大石弹压顶，发射时大小子弹齐飞出去，杀伤力惊人。该炮重量轻，体积小，非常适合骑兵用战马直接驮带，由此便催生了明朝陆军的骑炮兵。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骑炮兵，又领先了西方大约200年。

渗透闽粤

江右商利用地理之便，同样活跃于福建、两广地区。福建、广东本地也有商帮，不过他们的贸易重点是在海上，而省内的山区地带，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动其间。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的居民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与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及入籍有关。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的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或做茶生意，或替茶商打工。金溪商人王善，“操奇赢之术，游七闽，家乃大穰”，主要在福建经商；精于制墨的商人傅云心，也将墨品运往福建一带销售。明末清初，建昌朱氏后裔及药商富豪为躲避清兵的洗劫，纷纷隐姓埋名逃亡福建，大批药业同仁踏上了“扎红头绳出去，缠丝线归”（指明清少年用红头绳扎头发，老者裤子筒均扎丝线，喻少小离家学徒，老大锦衣还乡），“走福建吃药饭”的谋生道路，代代相传，在闽入籍者不计其数，建昌会馆遍布福建。

广东的主要城市广州、佛山，江西商贾亦“人数殷繁”。广东潮州、惠州等地棉纺业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从饶州、南昌等地运来。吉安布商有在广州、佛山等地设立“粤庄”。临川有个叫戴珩的商人，有亲戚借了他6000两银子去广东做生意，数年不返，戴珩亲自去广东索债，将讨回的银子全部买了书，雇船而运回来。船到赣州章江水关时，税官以为是货船，登船征税，结果一看，全是书画。戴珩实际上是位老谋深算的书商，以索回的资金全部购书，可以逃避关税。连州、高州等地则有很多关于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江西的典当商在广东一带也很活跃，他们“坐放钱债，利上坐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而且手法高明，常在当地农民稻谷扬花时节去施放利债，让农民用新谷作为质押。等到收货时，稻谷还未入仓，商人早已赶来，如数运走。江西商人还有很多因在广东、江西两地贩盐而大发其财：广东历来是有名的产盐区，唐代以前，由于大庾岭所阻，江西全省只能食淮盐。但淮盐产区远离江西，尤其离江西南部较远，而且又是溯江而上，运量受到限制，价钱奇高。加上遥远的运途中日晒雨淋，盐丁舞弊，掺杂夹沙，以至江西的食盐既贵且差，民众苦于淡食。大庾岭道拓宽后，大余、赣县、南康等地江右商人便翻越梅岭到食盐广东境内去贩运，唐代以前江西专食淮盐的格局打破。

稍远一点的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地，来自江西的盐商、茶商、木材商、药材商也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地处左、右江会合要津，百货往来，帆樯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设的商号林立。隆兴二年（1164），广西贺州知府秦某上奏说：“赣、吉、全、道、贺州及静江府居民，常往来南州等处，兴贩物货，其间多有打造兵器，出界货卖者”。这位知州了解的情况，不仅是赣、吉商人在广西经商，甚至还把生意做出国界。嘉定七年（1214）二月，广西转运判官陈孔硕奏道：“二广州郡收贩牛税，其来久矣。近因漕臣有请，始蠲罢之。然赣、吉之民，每遇农毕，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初亦将些土布前去博买”。长期存在的这种卖布买牛贸易，不仅满足了两广民众的需求，对赣州、吉安地区的纺织业、耕种业的发展都有利。

纵横长三角

东北方向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江西商人经赣江、过九江东下，或经玉山抵浙江，频繁往来于江浙皖，主要做贩卖生意，即将江西出产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纸张、木材、烟叶、桐油、茶油、靛青等运往江浙皖，而将三省盛产的食盐和丝、棉织品销往江西。当时江苏省城南京主要靠江西、湖广的粮食供应，江西商人“岁岁载米依期而至”，卖米给南京人，又从南京人手中买回布匹。除南京外，江南许多城市和市镇都缺粮食，江西商人活跃于金华、杭州、宁波、绍兴、衢州、湖州、严州、台州等地。江西商人从事盐业经营，一般都是较富裕商人，他们贩盐由广信府的贵溪运往饶州府各县。

江苏扬州为江淮百货的集散地，商贾摩肩接踵，据万历《扬州府志》记载，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多，其次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人。正如《太平广记》所说，江西盛产木材，而扬州到处海滨，木材短缺，将江西良材运至扬州，可获数倍之利。实际上，除了木材之外，从江西沿着长江运往扬州的货物，还有浮梁的茶叶、河口的竹编、南丰的蜜橘、广昌的白莲、南安的板鸭、都昌的银鱼、安福的火腿、余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镇的瓷器、泰和武山的乌骨鸡等等。到明清时期，两地间的通商更加频繁，而且以食盐为大宗，盐商扮演了物流中的主角。民国时人在《丛菊泪》写到一个在两淮做盐商的江西商人：“彼姓鱼的，著名江西老表，是行着票盐的所谓山阳朋友。”清末扬州八大盐商中，江西商人就占了三位，分别是周扶九、萧云浦和廖可亭。

江北的盱眙、泗州，江南的南京、苏州、杭州、衢州等，也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此开店设铺或辗转贩运。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说，江西进贤人张权在苏州开木器店，张应俞《杜骗新书》开篇也说“江西有陈姓名庆者，常贩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卖”，虽属小说家言，却反映出江西在苏州、南京等地从事工商业者很多。白居易《盐商妇》诗中也讲到扬州某小家女，因嫁给了江西的大盐商，此后“不事田农与蚕织”，“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过着奢侈的生活。《松窗梦语》第二卷说道，安徽庐阳“尤多药物，江右、江南商贾咸集聚焉”。唐德宗时，安徽九华山化城寺维修，江西商人大量捐款捐物。盛产药材的山区，成为江西清江药商的重要采购点。浙江山区多产苎麻、蓝靛和竹纸，江西商人经常深入山区去采购。

雄踞京城

元代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幽燕关陕、八闽两广、荆楚川蜀。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万初、清江潘云谷携墨售于京师。贵溪倪文宝、鄱阳童某也以制毛笔为业，所制之笔也都远销至京城。

到了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在京江右商以瓷器商、茶商、纸商、布商、书商、药材商为多。江西书商中，以抚州人居多。北京故宫、圆明园、颐和园等中华古建筑的设计建造者为江西雷氏家族。

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大概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北京的会馆最晚在永乐时就已经出现。乾隆《浮梁县志》上说：“（本县）京师会馆二所。（其一）在北京正阳门外东河沿街，背南向北；其一在右，明永乐间邑人吏员金宗逊鼎建，曰‘浮梁会馆’。”其他还有如始建于嘉靖中期的南城会馆、广丰会馆等。这些会馆，有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为各省之最。